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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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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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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可以看出，这封信还多少还带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指手画脚的遗风。不过，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交往中使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压力。
在3月21日周恩来返回莫斯科的当晚，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等人与他进行了单独会谈，专门讨论朝鲜问题。周恩来首先发言，表达了中国方面在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即利用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无理行为，在恢复谈判问题上再拖一段时间。周恩来解释说，“对我们来说，为遣返战俘而斗争是正义的，敌人故意刁难，并非我们节外生枝”。这样做，“可以锻炼我们，增强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和平运动”。周恩来还认为，拖延实现停战可以消耗美国的兵力和资金，尤其是使敌人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苏联领导人则明确指出：“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苏联方面认为，朝鲜战争继续拖延，其结果是有利于美国扩军备战，推迟其经济危机的到来，并便于美国胁迫各国服从其侵略目的。当周恩来问到美国是否仍将推行拖的政策时，苏联领导人回答说：“不能说没有此可能，因为这是美国人的事情”。但是“如我方毫不让步，美国拖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我方有此让步，美国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难，有迫使其达成妥协的可能”。“这种让步，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至于“停战时机，可利用克拉克这封信”。收看了转交给毛泽东的信件后，周恩来又问：苏联信件中所说“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一切一系列办法”，是否指的是抓住联合国开会的时机。苏联领导人回答：“是指联合国开会期间，时间很有限。回去两三天至四五天内予以解决为好。”周恩来最后表态说：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他坚持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经过讨论后才能做出答复。51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电报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52 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毛泽东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53
以上关于中苏领导人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交换意见的情况主要是依据中方文献描述的，54俄国有关档案提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55 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56 但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尚未回国，中国已开始调整政策。正是依从了苏联新方针的精神，毛泽东在3月23日给丁国钰发出如下电报：“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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