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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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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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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本国策是“重本轻末”。中国古代有四个传统的阶层，按社会地位的顺序排列为：士、农、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钱穆说：“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2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那么基督教就是欧洲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欧洲中世纪，对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
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商人……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3
阿士力在《经济史导论》中说：“《福音》……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人们要防止追求财富，因为那将使他们抛弃对上帝的服务并将使良好的种籽枯死。……基督神父由于有着这类教训，对异教世界的自私自利行为，曾起着一种有益的反感，那引导他们整个地谴责了追求财富。那还引导他们更向前进——乃至否认一个人有权以自己的东西来做他所愿做的事，甚至奢侈地享用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然而，如果说一个人的力求致富行为是有罪孽的，那么难道贸易本身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来辩护吗
？这一问题，在中世纪时代，使许多人在良心上感到困惑。……无论如何，贸易对灵魂来说，是有危险的。”4
亨利·皮朗论述道：“商业复兴在各地引起道德矛盾。在整个中世纪，这种道德矛盾从未消失。教会自始至终认为商业利润是得救的障碍。与农业文明完全相适应的教会的禁欲观念，促使教会永远怀疑社会变革。……教会对利息的禁止，对以后几世纪的经济生活影响极大。它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并且使商业经营与宗教教规不能调和。”5他认为：“市民阶级的需要同西欧的传统组织是这样的不相称，以至立即引起了猛烈的反对。他们与当时的社会利益及思想针锋相对。当时的社会，物质上由大土地所有者所控制，精神上由对商业极端仇视的教会所控制。……因既存秩序而得到好处的人，照例是要顽强地保卫既存秩序的，这不仅由于他们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由于他们认为既存秩序对保障社会安全是不可少的。”6
很多人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时，侧重于它俩的不同，比如儒家和基督教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也认为两者有很大不同。第一，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她有着作为宗教的本质特征。伊恩·罗伯逊认为：“宗教是社会共同持有的一套信仰和惯例，它引导人们相信存在着某种神圣的超自然的王国。”7儒家则不提倡什么超自然的王国。第二，作为一种杰出的宗教，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她给人以安慰、尊严感、希望。儒家在这方面就比较弱，它侧重的是论述现存秩序的神圣性，而中国人心灵上和情感上的需要，则更多地是到道家和佛教那里去寻找。
但我们也应看到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的相似性。同样作为农业文明社会中占控制地位的社会意识，它俩所提倡、主张、支持的，都是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
冯友兰论述道：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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