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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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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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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称为：「国际史」。在这里，外交政策不过是对外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极可能是一种文化构成。因此对于这个学派，「映象」、「感觉」、「信仰体系」和「认知标记图」等概念至关重要。这些概念组成了一套「透镜组」。如同通过「利益」与「行为」可以观察其它民族国家一样，通过这套「透镜组」，中国民族国家的利益与行为也可被观察到。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中，雷诺万（Pierre Renouvin ）和杜罗瑟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 ）综合了一大堆因素，包括认知问题、利益集团政治、人口和文化变迁过程，同时并未忘记给予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以传统的关注。他们的著作与国际史学家的著作最为接近。然而即便在入江昭（Akira Iriye ）和韩特（Michael Hunt）这样国际史大家的著作中，国际史也还是缺乏理论。
虽然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通常理论贫乏，但它却不乏不甚完善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传统强调对外关系中的经济和阶级因素，尽管它得被迫随时代的政治大势而屡屡修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共和国自身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列宁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里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结合的论断也仍被当作权威理论，虽然它根本解释不了帝国主义的西方在中国的各类活动。近来，近代中国史又被剔去其复杂性与偶然性，以便对其的叙述可被纳入「世界体系」学派。还有，用后现代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史学似乎并未能避开老式的政治论争，虽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的著作是个明显的例外。
在这理论亢奋中，几乎无人对中国外交史进行认真的学术思考。高龙江（John Garver ）、福伯斯（Andrew Forbes）、乔丹（Donald Jordan ）、威斯塔德（Odd Arne Westad ）、孙友利、克立福德（Nicholas Clifford ）、还有下面将引用的其它一些人，虽然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几乎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外交史家。或许，这是由于国际史曾追随过外交史，也就是说，有关中国外交活动的研究几乎全源自于一块狭小的中国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至今仍在做对外关系的研究。结果是，西方没有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史的权威之作（十九世纪中国史也一样，在英语文献中摩尔斯H.B.Morse 的著作仍未被超越）。如果要在西方文献里找中国外交事务详尽的综述，人们必须退回去查当时代人包拉德（Robert T.Pollard）、巴斯（Claude A.Buss ）和列维（Werner Levi ）等人的著作。中国作者们较容易写出一些外交通史，在民国时代也确实出版了几部优秀的著述，但他们的学术一直受到历届中国政府政治上的限制，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只是在90年代并且只是在人民共和国，当查阅外交部档案比台湾更为宽松之时，才出现了综合性的、大体上非政治化的、并基于档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概览。
与其它领域相比，外交史研究如此缺少活力，相当令人遗憾，因为民国时代的中国外交从它毫不起眼的弱小地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12年的民国政府继承的不是人们说的历史的中国，而是大清国，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庞大清帝国，涵盖了满洲、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没有哪个中华帝国像满人的清帝国一样如此广袤与长久。然而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到处都是帝国崩溃的征兆。但民国时代让人惊讶的事实是，这块空间不仅被重新界定为「中国人的」和中国的神圣国土，而且在外交上亦被如此维护，以致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基本上还与清代的一样，只是去掉了外蒙古。清朝消失了，但帝国还在。更确切地说，帝国成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
维护国界维护民国漫长的、军事上无法防御的国界的任务，主要落在负荷沉重、但却常富于创意、并总是顽强不屈的外交上。例如，1912年袁世凯总统宣布「恢复」1910年逃往印度的西藏达赖喇嘛的称号，尽管这位达赖正在宣称他自己对西藏领土有完全的支配。两年后，中国拒绝与英国和西藏政权签署一项协议，而此协议旨在强调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权，而非完全主权。在20和30年代，中国大肆鼓吹逃到中国本土的班禅喇嘛的权威，以对抗顽固要求自治的达赖喇嘛。然而在1940年新达赖喇嘛被命名时，国民党政权再度承认了他的教权，纵然不是俗权，以有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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