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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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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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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928-1938 年间国民党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制度史相比较。德国军事顾问团近年来一直是详细研究的对象，不仅它的领导权，还有它的组织、制度文化和它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事务一大圈的影响。我们亦从中得到材料来评价顾问和主人间个人的、近乎师生的关系，如像蒋介石与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鲍威尔（Max Bauer）的相互影响。我们也了解那些传授给了整整一代中国军官的课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时代地来了一门必修课：「种族对政治的影响」。
教育当中国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样的高等学府提供校舍时，国际教育最广泛的影响应该存在于官方范围之外──有时是因为某一外国在政治上有意地广泛资助各类文化事业，但更普遍则是因为中国青年人齐聚在中国的国际教育机构里，身处于一个开头不是太协调、但却充满活力的教育交流时代。由于学者们研究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各类规则的起源和中国学生基于高水平国际标准的训练，早期国际教育已是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
然而颇具讽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渐被取回到中国国家控制之下也是基于国联的国际知识合作项目的一个委员会的「国际性」指导，至少被其首肯。这个以其领导人、前普鲁士教育大臣贝克（C.H.Becker）命名的「贝克委员会」，描述了中国教育的组织混乱（不知甚么理由它归咎于美国人）。它决意强化国家对各类教育事务的控制；将国立大学体制在地理布局和财政方面合理化；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制度──其中允许官方干预某些特殊学科的录取。其结果是在「权威主义知识观」的基础上将中国的高等教育重组、集权化、最终国家化。该观念为国民党政权所认同，且被毫不失时地大力贯彻。就学科而言，30年代初的这些改革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中重点发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尚为永久性的改观。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不再优先，招生开始受限，以利于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科。
最大的国际学校根本就是众条约口岸：学识、聚会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多元文化竞技场。二十世纪前期，它们是近代经济生长的中心，中国人和外国人相聚的要地（更不用说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了）。它们是滋生有国际联系的新社会阶级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们的盛期恰逢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见证了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以及一个国际取向的、与政府鲜有搭界的知识分子群的兴起。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了民国「民间」对外关系领域最好的范例。
在中华民国史的领域里，上海──同时作为一个国际的和中国的城巿──已成为新著作自然的焦点。在仅仅是对这个大都会的研究中，洪妮格（Emily Honig ）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重新启开了劳工史的大门，而这一领域自从谢耐和（Jean Chesneaux）的著作之后在西方一直沉睡不已；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将警察与其对手们在底层社会暗中进行的斗争曝光；洪妮格探讨了苏北移民文化，瓦萨斯特罗姆（Jeffrey Wasserstrom ）探讨了学生文化，叶文心探讨了银行业文化──所有这些都得益于近几年才对研究者开放的档案材料。
然而，这些口岸城巿的国际社会史有待于编写。魏斐德、叶文心和其它人所研究的是那些渐渐觉得自己也是「上海人」的「外埠头人」，包括了中国的银行家、工业家、工人、学生、记者、青洪帮徒、妓女，但这不是国际「外埠头人」的上海，不属那些克利福德新近著作中的主人公们：来自全球的商人、冒险家和难民。这也不是年轻桑本（John Hay Thornburn）的上海，一个在保卫曾一度被称为「东方爱尔兰」地方时谋杀人、最终遭人谋杀的大英永久居民。这些口岸城巿并不只是观光之地──想一想国际旅游的机会尚处在洲际航空旅行之前的时代──而是那些以中国为主要居所的外籍人生活、做事、四海为家的地方。
近代中外关系中最缺的就是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交往的历史。中外档案的开放如今允许了这一历史现在就编写，并且，一言以括之，允许「把西方召回来」，视外国在中国的存在为中国近代史整体的一部分。
商业可以肯定，对于任何中国工商史的新作、中外经济合作与竞争类型的新研究、或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在国际背景中长期段发展的新探讨，把在华外国人史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 ）令人信服地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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