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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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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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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一书，这一外交在西方已几乎被遗忘，虽然中国史学家以可爱的细节重新叙述了它。
正如一位外国外交官所称，国民党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治外法权情结」。它产生于华盛顿会议（1921-1922 年）失败（依中国的观点）之后，并在1926年北伐中与自义和团以来最大的民众排外潮流结合在一起。与义和团的仇外不同，该潮流是一场有组织的排外，配合着包括以经济抵制为手段在内的「革命外交」。假如在漫漫百年的取消西方特权的斗争中可以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1927年1 月的侵入汉口英租界。中国政权后来没费一枪一弹就将它收回。在这之前的18个月里，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已发生了反英的宣传及抵制英货运动。而在侵入英租界前一个月，英国在其圣诞节备忘录中已做了罕见的（对某些强权来说，是背叛性的）许诺：「对条约权利做同情性的调整」──包括无条件的关税自主──以合乎「中国人民合理的意愿」。但在租界被侵之刻，一些强权将做出军事反应的可能性 ──如同在1900年对待义和团那样──是的确存在的。
不过，英国没有这么做。它在谈判了不到两个月就放弃了汉口租界。尔后的四年里，中国外交家们常常舌战列强，「成功地以一场外交革命辅佐着国民革命」。如果不是发生了满洲危机，这场外交革命肯定会在1931年治外法权全部终结时达到顶点。到了30年代初，谈判已使中国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岁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在所有这些谈判中，中国谈判家运用了华尔德伦（Arthur Waldron）所称的（虽然是指北洋外交）「不妥协但合法度的渐进主义」，这大概比单方面斥责旧条约更加有效。为这种艰苦而专门的工作，如朱莉（Julia Strauss）所描述，外交部在全中国招收了「一批最具世界眼光和受过最好教育的青年」。甚至在1943年全部租界正式归还之前，民国政府就已经重新取得了对租界内中国居民的司法控制权，并且──我在别处论及过──它还努力去驯服内部国界最桀骜不驯的地带：条约口岸的国际社会。旧条约制度的终结奠定了民国在战后与西方进一步就司法、商业、文化等新条约谈判的基础，而这种新谈判则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构成了中国外交议程的最基本的部分。只有香港和澳门还处于殖民政权之下，但看来亦不会长久。在港澳之外，随着治外法权的消亡，中国法律开始管辖并逐渐加大限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现在依然如此。
国际环境边界的维护──当中国无力为它而战时──和国内主权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环境。中外政府把民国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共识，有助于中国的边界政策。正如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对清帝国的领土完整给予口头支持时一样──部分是避免他们自己为之争吵──外国列强深信新的中华民国若分裂而非统一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西藏1913年宣布了独立，许多省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形式宣布了独立。它们没有一个得到过民国认可，而且除了组成满洲国的东北省份，也没有一个得到任何外国的正式承认。不管是利还是弊（不利面如须偿还清政府的外债），民国作为清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受到挑战。
当中华民族国家自我建立之时，它的力争内部自主得益于当时的国际大趋势：在国际强权政治中欧洲的辉煌已开始终结。再看1927年：英国放弃汉口不仅告诉了中国民族革命者而且也告诉了西方人西方势力在中国的衰落。当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普拉特（John Pratt）认为，英国「一项实在的手段，是以武力做假惺惺的威胁」。派遣军队确实被提出考虑过，但被认为毫无意义，因为在对付国民党人最有力的武器──民众经济抵制运动时，「军队是毫无保护作用的」。在上海，英人曾进行了威吓，聚集了一小批武力保护租界区，但英国的参谋总长们心里明白，如果民国军队坚决攻击，想不出来有哪支英国武装力量可以守得住租界。总之，在英国公众舆论变得反干涉反帝国主义之时，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in Chamberlain）在给中国公使蓝普逊（Miles Lampson ）的信中写道：「远离英伦，中国人持续不断的挑衅充斥你的耳目，但你无法想象在这里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极度地温静。」
西方不但开始从中国撤退，而且在一次大战之后分裂开来，不再成其为一个纯西方的实体。本世纪初，西方列强的联合体在对付清政府时把日本囊括了进来，从而极其严重限制了清帝国的外交自由。这也说明了为甚么清政府未能加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盟约体系，纵然它想加入时也不行。但1914-1918 年欧洲的灾难改变了这一切，使中国成为重组中的多极国际体系的一员。
人们广泛地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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