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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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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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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与“毒”这种治者——统治阶级——的传统认识之上，但还有这样的认识前提：肯定这是“治奸”、“治毒”的有效办法，要加以利用；而这种场合的“奸”与“毒”，无疑则是侵略中国的渠魁一一英军。因而，“以奸”、“以毒”中所指的“非法”分子，从所谓以体制方面为重的观点来说，是决不能容许的，但若站在以抵抗侵略为重的立场，就应该对他们的突出的力量予以积极的评价。这样的认识，当是由国家、民族的危机超过了统治体制的危机这种危机感决定的。从这种认识出发，林在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1840年9月24日)发的《议覆团练水勇情形折》〔72〕中，通过“粤东渔人疍户，以及滨海居民，多以采捕为生，不畏风涛之险，土人所称为水鬼者，随在有之”这段话，表示了重视民众的勇气与技能的态度。不过，林则徐也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民众的力量以作为抗英的战斗力。如该片所说，他采取了亲自实际调查的方法，曾雇募他们，让其演试潜水技能，知“亦仅能于内洋浅港，往来凫泛，求其深泅数丈，潜伏多时者，实乏其人”。而且，就象“雇用此辈，流弊亦多，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这番话所表明的，他希望知悉他们的弱点，而在利用的办法上，也希望慎重从事。
在象这样对民众力量加以辨别的基础上，林则徐在前引致姚春木、王冬寿的信中，高度估计了福建漳州、泉州、汀州三郡的民船、商船的力量，说从这些地方募集的水勇是“敢死之士”，“缘其平日顶凶舍命，有死无生，今以重资募其赴敌，尚有生死两途，必能效命”；他对官府控制外的民众的惊人力量给予极高的评价，强调“为今之计，战船制造不及”，必须雇用他们进行抵抗。
从林则徐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在为抗英而采用近代武器的建议被拒绝之后，是从足以信赖的水勇的突出力量中寻求攻击战术的最后依靠的。
在另一方面，民众对于林则徐的反应怎么样呢？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五日(11月11日)到京的《会奏巡阅澳门情形折》〔73〕中说：“臣等沿途察看”，“华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再，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10月20日)林被革职的消息传来时，广东的绅士、商人们送给他的颂牌，其中可以看到“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勋留东粤、泽遍南天”、“宽裕温柔”、“发强刚毅”〔74〕等颂辞，对林的惜别敬慕心情是可以充分理解到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就任广东的整个时期，得到了民众巨大的尊敬。林之所以深孚众望，是由于他到广东上任之前，就专心研究与民众的生活直接相关的实际政治问题，倾全力以济民困。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论及〔75〕，故在此从略。应该说，对他的抗英来说，使他与民众的联合成为可能的条件已经准备好了。
象这样，在他依靠民众进行抗英的过程中，未能具备近代武器这一不可缺少的条件，他的抗英措施进而归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他寄希望于什么样的守战呢？
在前引致姚春木，王冬寿的信中，他说：
倘被久踞，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
也就是说，他把处于中国腹地的湖北、陕西、四川设想为抗英的根据地，描述了继续抵抗到最后的战略。这种战略设想，经过约百年的时间，不意在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国民党军队、继而在4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军队共同在对日战争中实现了。可以说，林则徐的“守战”——“持久战论”——在现代复活了，它象是一根链条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中。 【注释】
〔1〕曾田涉的《西学东渐与中国》(岩波书店，1979年2月)、小岛晋治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与思想》(研文出版，1978年3月)和《从亚洲看到的近代日本》(亚纪书房，1978年11月)。
〔2〕《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第4卷。
〔3〕《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4月)：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九日、九月初六日条。
〔4〕《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第1卷。
〔5〕H·B·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1卷，上海，1910年，第267一268页。
〔6〕J·E·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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