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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权力聚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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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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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变迁与抗拒，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这已成为目下学术界公认的不争事实。现代化的发展有其阶段性的一般法则，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曾概括为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稳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和社会整合四个阶段。
更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布氏的四个阶段分为前后相续的两大历史段落，第一，在回应现代化挑战的基础上重建政治共同体，第二，实现以经济起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转型。近代中国始终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前期：外部世界的挑战出现了，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因子和集团也在集聚，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实现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的权力转移，重新平衡社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率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这样，政治发展就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变迁的核心问题。
一个国家的政治遗产往往决定了其现代化政治变迁的不同道路。亨廷顿认为：有两种传统的政治体制，即官僚帝国制与封建等级制：“在一个官僚政体中，权力已经集中，而这一政体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官僚机构来推行现代化的改革。在封建制或其他权力分散的政体中，革新政策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集权”。如果说西欧、日本属于封建等级制的话，那么传统中国就是官僚帝国政体的典型代表。从表面看来，在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一整套科层化的官僚制度和中央集权体系，只要实行功能的转换，重建现代化取向，似乎就能现成地用来推进现代化改革。然而，历史并非那么逻辑地演绎。相反，当封建化的日本迅速对西方作出反应，建立以天皇为合法象征的明治维新政府时，中国的官僚帝国上层却迟迟不愿走出任何推进现代化，的实际步骤。“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和态度阻碍了政治精英转向改革事实，而一旦他们愿意时，权威的集中化又会妨碍和平地同化因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集团。”(亨廷顿)
这一事实意味着从传统官僚帝国制到现代中央集权科层制之间没有直接转换的通道，必须经过集权(传统)——分权——集权(现代)的过程，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权力与资源分散的小过渡，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启动，进而重新整合，建立现代中央政权。事实也确实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创造了权力分散的良好政治前提，它震撼了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权体系，松动了僵硬的社会秩序，权力、资源逐渐分散到地方手中，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地方官员支持下，现代化的最初反应——洋务运动得以启动、文明因子得以在社会发育生长。
当地方现代化推进至一定规模，而外部世界的刺激强度也达到促使王朝决定改弦更张时，便出现了中央向地方和民间收权，资源集中化的趋向，清末的新政改革就蕴含着这一内容。朝野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的焦点在于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操作取向：权力与资源由谁掌握？是自上而下，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还是自下而上，通过地方和民间的力量推进现代化？由于清廷内部始终产生不出一位从传统中脱颖而出、果断有力的现代领袖，同时在新政过程中满清扩张中央权力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保住大清江山和既得利益，而不是实行有效的现代变革，最后导制皇朝新政的失败，地方民间势力以辛亥革命的形式掌握了现代化的领导权。
这一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斗争以后在历史上又重演过多次，而且形成了某种历史的循环：当地方与民间占有现代化资源，权力分散到相当程度时，作为效应反弹，就会出现一个强势政府，努力从事权力资源的聚集化。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的挑战，中央政府为了加强集权的步伐，又来不及实现制度的创新，只能被迫向传统官僚帝国制回归；从而又丧失了其现代化导[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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