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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权力聚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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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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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然而权力的集中并非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亨廷顿指出：“由于革新政策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将导致新集团要求进入政治体系并要求扩大体系的容量。在第三阶段，即现代化后期，体系的扩大将可能促成体系中权力的重新分散。”这就是说，全能主义政治只是政治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着社会革命的成功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它必须逐步退出社会领域，缩小政治控制的力量和范围，同时扩大政治参与，将被社会发展动员起来的各种利益群体容纳进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之内。这也是孙中山从训政过渡到宪政的基本政治理想。
然而，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却在权力的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同时犯了错误。首先，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中，其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分层化、制度化始终没有彻底实现。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权威长期面临着严峻挑战，起先是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军事割据势力，随之是来自日本的大规模的入侵，最后是中共的武装革命运动。许多历史学家共同认为，国民政府的真正版图，不出长江下游一带，其它各省只是“奉国民党正朔”而已。由于国民政府更偏重于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意决策的分层化，因而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中，大小决策过于集中于行政中枢，尤其是蒋介石个人手中，造成底下各层权力普遍性的效率匮乏。同时，尽管立法与行政机构制订了大量法律与行政规范，形成了一整套书面的制度化系列，但在中国权力运作实际过程中起真正作用的，仍是二千年遗传下来的、带有浓郁宗法血缘关系的“习惯法”，这种因人而异的，随意性极强的人治传统极大地阻碍了现代行政机构中形成理性原则的确立，使国民政府的制度化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状态。而身负执政使命的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权力既无内部制衡又无社会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低能，丧失了领导现代化的政治功能，最后到四十年代末期，由于受到体制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挑战，权力系统处于半瘫痪局面。
当国民政府在本应集权的行政层面无力支配权力时，却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控制，这使得民间社会严重萎缩，政治系统过于膨胀，现代化的资源配置出现大幅度的失衡，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失去了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而控制了主要资源的政治权力又忙于应付合法性危机，无暇承担现代化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被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而动员起来的新老社会利益集团，在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中缺乏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合法性渠道，也难以找到可靠固定的集团代言人，于是，就发生了间歇性的“参与爆炸”。清末的辛亥革命是一次，一九一五年底的护法战争是一次，而到四十年代下半叶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参与爆炸”。对国民党全能主义政治怀有不满的各种利益集团，以种种温和的或暴力的方式强行参与国家的公共决策，形成了一次新的社会革命。
当全能主义政治走向衰败，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任何改良都无济于事，而一切危机似乎又集中于政治层面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改朝换代革命，出现“根本解决”的社会期望，希冀以全能主义的革命推翻全能主义的**。从国民大革命到解放战争，中国的政治变迁走了一个大圆圈。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变迁中权力聚散历史循环的一次终结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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