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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权力聚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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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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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削弱了统治合法性，最后，在新的失控和混乱中，为自下而上起来的革命力量击败。清廷新政、袁世凯强人政治和国民党党治都是尝试现代化权力集中的努力，而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和中共革命又是基于社会底层的对中央权力的抗拒。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尽管不断有中央集中化的趋向和努力，但大部分时间权力与资源仍然分散于地方与民间之中。尤其在一九一五——一九三六年当袁世凯强人政府已经失败，国民政府中央权威尚未最后确立的二十年间，国家的分裂，中央权力的衰败，地方主义的盛行，民间社会的活跃达到了历史上的颠峰。这一状况对现代化发展具有正负双重效应。一方面，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使政治权力对民间社会几乎无从控制，现代化得以在社会中自发地、自由地生长、发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可观的增长，而且主要是私人和民间推动的。在西潮的推波助澜下，文化的变迁也日新月异。继五四启蒙运动之后到三十年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进入学术高峰期。更重要的是民间社会的崛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众传媒的普及和自由职业的扩大使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都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出现在公共领域，而且以商会、教育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形式得以组织化，与政治社会形成举足轻重的抗衡格局。政治多元化格局静悄悄地形成，虽然并没有法律与制度的合法性保障。然而另一方面，这一切又是在无序化的状态下自发而成的，现代文明各因子之间缺乏有组织的相互联系和呼应，很难产生整体效应。现代变迁在社会各个层面向前推进了，但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政治系统都仍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迟迟不能实现，新的政治共同体也无从建立，这又在更深的层次上阻碍了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 尤其是不同地域的军事势力长期处于残酷的内战状态，社会政治黑暗腐败，使现代化的拥护者们产生了迅速改变权力分散、政治无序的现状，建立统一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强烈愿望，他们不再寄希望于民间社会的分层改良，而希望从改造政治入手，找到根本解决的激进方案，以高度集权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全能主义政治就应运而生了。正如邹谠所指出的：“中国的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是二十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就必须用全能主义政治为手段，……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问题，克服全面危机”。针对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失序，国民党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成功经验，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符号为号召，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有效协助下，通过革命党这一严密、高效的组织系统渗透到社会基层，将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城乡平民都动员起来，参与一场社会大革命——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既是全能主义革命的产物，又是全能主义政治的开端。国民党通过高度动员的政治体系进行社会整合，建立以党治为核心的政治霸权秩序，不仅是社会的中心部分，而且其边缘地带也被调动起来，企图以此克服民国初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权威危机和权力危机。应该说，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在这一目标上取得了部分成功。在克服权威危机方面，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统摄符号，强化政权的道统资源，同时沿承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程序说，在训政期间由国民党代替国民治理国家，将军事合法性与现代合法性结合起来，实现了北洋政府所一直没有完成的权威的理性化、世俗化转移。国民政府在城市扩大了自己的合法性资源，一批技术专家与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各级科层组织。在克服权力危机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军事和政治的两手将权力与资源逐渐从地方收归到中央，加强中央集权的凝聚力，尤其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的权力中枢地位。另一方面在清党分共之后，国民党割断了自己与社会革命的联系，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渗透、扩张到民间社会的各个层面，一度相当活跃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群体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商会、工会等中间组织名义上还具有法人地位，但在国民党与政府间接或直接的控制干预下，已失却了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和支配权。
我们已经知道，在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早期水平上，当权力的分散实现了摧毁传统政治秩序的使命之后，必须不失时机地使权力重新凝聚化，建立具有现代导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从这个意义而言，全能主义政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出现不无其历史的合理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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