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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苗疆边墙的修筑，是明清两代中原王朝在经营西南地区过程中，采取的诸种防苗治苗措施之一。文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边墙兴筑过程的梳理，初步澄清了以往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中存在的一些舛误或偏颇；并进一步讨论了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苗疆边墙兴废折射出的明清数百年间苗疆社会变迁的某些重要侧面。
关键词：苗疆；明清；边墙；社会变迁
位于湘、黔、川诸省界邻山区的苗疆边墙，近期因与长城拉上关系（诸如被称为中国“南方长城”、“苗长城”或中国长城最南端等），而成为传媒报道的热点，引起了社会以至学界的关注。就笔者所见之相关报道来看1，传媒或者对苗疆边墙之故实语焉不详；或者阻于时空久远和文献缺失，将明代边墙与清代边墙完全混为一谈；个别报道甚或不加考稽，信口开河。而参与考察的学者所发表的意见及当地学者过去的讨论，也有一些舛误或偏颇之处。本文根据笔者手头能查阅到的史料，对明清两代在苗疆构筑边墙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必要的澄清，并描述边墙兴废所反映的明清苗疆社会变迁的某些侧面。
一、明代苗疆边墙的兴筑及其背景
在历史文献中，苗疆是一个较为含混的地理概念，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其所指往往相去甚远。这里与边墙并称的苗疆，亦称湖南苗疆，特指今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据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行的《苗防备览》所载《苗疆全图》，主要包括今湘西麻阳、凤凰、辰溪、吉首、泸溪、花垣、古丈，黔东铜仁、松桃，四川秀山等地，属沅水上游辰水、武水、酉水诸支流流域。大致而言，湖南苗疆是随着自明代开始的中原朝廷对西南地区开发经营的渐次深入，而慢慢进入地方官员和朝廷的视野的；而在特定的地方社会历史背景下，在苗疆构筑边墙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朝廷所采取的诸多防苗治苗措施之一。堪称清代为官苗疆者必备手册的《苗防备览》和《苗疆屯防实录》以及地方志等文献，均对明代构筑苗疆边墙有较详细记录。如乾隆《辰州府志》载：
（万历）四十四年乙卯（1616），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以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阻遏窥觑，请发帑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汛地，迤山亘水凡三百余里，边防藉此稍固，……天启间，水西乱，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委游击邓祖禹，自镇溪所起至喜鹊营止，复添设边墙六十余里。2蔡复一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迁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兼署兵备，驻扎于辰州，因奏请征剿红苗、改州设卫未允，而请帑兴筑了这道沿边土墙。至天启初年，贵州水西安氏反叛，时任辰州知府的胡一鸿被擢升为辰沅兵备道副使督运援黔军饷，为防御镇筸诸苗，命镇筸游击邓祖禹添筑北段六十余里的边墙，作为其运饷和防苗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3
明代先后两次所筑苗疆边墙为土墙，在明清各种史料记载中俱确凿无疑。其走向及起止，乾隆末年“膺沅州明山讲席”、乾嘉苗乱时入幕赞议军务的湖南溆浦人严如熠有考曰：
考苗疆边墙旧址，自亭子关起，东北绕浪中江，至盛华哨，过长坪转北，过牛岩、芦塘，至高楼哨、得胜营，再北至木林、湾溪，绕乾州城、镇溪所，又西北至良辛营、喜鹊营止。4
这道边墙把苗疆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分。中国老一辈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早在20世纪30年代对湘西苗族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时，已注意到苗疆边墙遗址，并提出了卓有见地的看法，认为“明代建筑边墙，并非有意依地形而筑，是因为汉人的移殖苗疆，先占有东南部的溪河下游区，苗人退居腊耳台地，凭险以守……当时的边墙，虽为汉苗的界线，而同时亦即为两个自然区域的区分。”5汉人的屯垦移殖，被视为明王朝于万历年间修筑苗疆边墙的主要动因。
明初洪武年间，朝廷即在湖南苗疆建立了卫所制度，先后设立沅州卫和辰州卫，并有“左右中前后所附焉”6；以保靖军民宣慰司领五寨（即清代凤凰厅）、筸子坪二长官司。后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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