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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台、炮台、关厢、关门“一千一百七十二座”，“又凤凰厅接连乾州厅沿边开筑长墙濠沟一百一十余里”。23与此同时，又大力推行屯田，“均亩养丁，自穑自卫；始于所属，次暨于乾州、麻阳、泸溪、保靖、古长坪……先后合屯十有二万余亩。”24
清代的这一段边墙主要以条石筑成，当较为坚固，它是否因袭明代苗疆沿边土墙凤凰至乾州段故址而筑，尚未见到明确的记载。在随后的岁月中，清代边墙也没有像明代380里沿边土墙那样，一再被提及和强调。道光初年一份奏折中的描述，预示了该边墙“必致倾废无存”的命运：边墙“原筹有岁修经费贰千九百余两，由辰沅永靖道经管支销，遇有坍塌，随时补筑。乃闻近年来报销不实，各厅县碉卡等项坍塌者，多偶值督抚巡阅之时，亦仅于所经过之处略加粘补，此外听其颓坏。似此年复一年，将来必致倾废无存”。25 三、明清苗疆社会的变化及意义
以上我们对明后期380里苗疆边墙和清中叶110里苗疆边墙之修筑始末作了尽量简洁的描述。作为明清两代经营苗疆的一种手段，边墙在不同时期界分民苗、防御“苗患”的作用自不待言，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苗疆边墙或有更深的历史意蕴，折射出明清数百年间苗疆社会变迁的某些重要侧面。
中原王朝对西南部滇黔“苗人”聚居地区逐步实施直接的统治，始于明代。明初30万大军平滇，主力溯沅水至贵州镇远，再沿“黔中通滇孔道”通过黔省腹地，进入云南曲靖。无论是西南土司朝贡，还是朝廷命官上任，多经由这条传统驿路；而以嘉靖、万历两朝为甚的向湖广及黔省征派的“皇木”，也多由沅水顺流而下。湖南苗疆就在沅水辰州至沅州段的西侧，且区域内辰水、武水、酉水也在这里汇入沅水。因此，不管是万历间蔡复一修筑苗疆边墙，抑或此前宣德间萧授筑堡、嘉靖间张岳设哨，拱卫这条重要驿路的目的显而易见。
即使到了清代，灭南明、平水西、削吴藩、辟“新疆”（今黔东南地区）等行动，仍资沅水为军队及给养的主要通道。而其作为经济大动脉的作用，在清代益显突出，如随着朝廷对沅水上游另一条支流清水江的控制和疏浚，自乾隆至民国初年，清水江流域大规模的木材采运贸易，完全依赖沅水与外部市场网络相联接。由此一来，苗疆地区的稳定就成为维持区域内和区域间政治、经济系统正常运转的前提之一。因此苗疆地区明代后期设有偏沅巡抚、辰沅兵备道等重要军事机构；清代也设有辰沅黎靖道或辰沅靖道或辰沅永靖道，偏沅巡抚因事或置或罢，而临时为西南边疆事务设置的多省总督也常常驻跸沅州。
当然，清代嘉庆年间傅鼐完成的110里边墙工程，其背景和意义与明代苗疆边墙已大不相同。乾嘉苗变之初：
时乾凤二厅难民，虽招徕复业，而孤落僻村尚有痞苗逗留。同知傅鼐练乡勇、团壮丁，驱逐痞苗，清复一处即筑坉一区，拔壮丁给军器屯守，于要隘筑卡捍御。厅之黄罗寨、水打田等处，各筑大堡，其他烟户零星、地势逼仄者，则令分作数坉，互相联络。坉制因地制宜，宽数丈、十数丈，长十数丈、二三十丈不等；坉身用毛石砌脚二三尺，家封土砖二层，高四五丈；上筑排墙一道，旁开鎗眼，备瞭望、施放火器之用；沟坉容壮丁数十人，牲畜籽种亦贮积其间。26
与此同时，由于当时“湖南环苗东、南、北三面七百余里，其西南二百余里之贵州边，尚未修备”，傅鼐乃于贵州边缘筑设螺狮堡，对苗人形成了包围之势。27因而，清代苗疆边墙就与数以千计的碉卡堡坉一起，组成了将“生苗”圈限于腊耳山台地的一道屏障。在某种程度上，苗疆边墙成为中原王朝势力进一步向生苗区渗透、逐步将生苗“化外”之区变成“化内”之地的桥头堡和中继站。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筑沿边土墙时，区分生苗、熟苗的观念还较为模糊。主持修筑边墙的蔡复一在《抚治苗疆议》中提出治苗诸法，其中之一就是“制熟苗”，理由在于熟苗不仅常为生苗之向导，而且更有甚者：
官粮之外，胁称耽守某村，勒取岁月常例，名曰“烟火钱”。既廪于官，又食于民；倏为顺苗以领粮，又倏为生苗以行劫。是彼两利而我两害也。28
可见，生苗与熟苗（或顺苗）还是很不确定的、在特定具体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的身份标志；在蔡复一所代表的官府的视野中，领粮与行劫已经是确认生与熟、顺与逆的基本标志。在明代后期，各种用于界分苗疆人群的称谓符号也在不断变化，许多称谓同时并存。万历《铜仁府志》的记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苗有二种，其在湖广镇筸、四川酉邑、贵之铜平诸处者，曰“红苗”，即前苗人是也；其在省溪、水（石艮）、黄栢诸山，曰“水苗”，本名下里苗，湖广辰州泸溪县镇溪土千户所粮民也。29结合第一节有关引文可知，明初苗疆的上六里苗，此时被称为“红苗”；而“颇遵汉法”的下四里苗，则称“水苗”，已是镇溪所粮民，成为明王朝的编户齐民。入清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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