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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相对应的还有镇苗、筸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筸苗即红苗，向系筸子坪长官司抚管。”30
由此看来，明代兴筑苗疆边墙，其本意或许并不在分隔和界划生苗与熟苗。不仅明代文献在记载沿边土墙时没有明确其界分生熟的作用，而且生苗、熟苗在当时作为一种身份符号，与其他多个称谓并行不悖，内涵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后来人认为苗疆边墙与生苗、熟苗相关联的印象，可能主要来自清人追记明代边墙故事时的一种表述及其不断重复，这种表述和重复背后的理念，与明代修筑边墙者当有很大不同。
事实上，只是到了清代，尤其是施行改土归流后，生苗、熟苗的区分才变得确定起来，由此在官员们的讨论中，边墙也才作为与“生苗”、“熟苗”和汉人的界线相关的问题而出现。从历史文献看，如同清代台湾地区的“生番”与“熟番”的区分一样，苗疆地区“生苗”与“熟苗”的划分，是清廷开发经营边疆地区，在那里逐步建立起新的国家秩序的常用策略，是一种与赋税、徭役、科举等权利与义务相关的身份确认尺度。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苗疆乃至整个西南“苗”人聚居地区，“熟苗”中实际上可能包含了相当比例的明代屯军后裔和其他随屯垦展开而逐渐迁来的人群的后裔。至清代，“熟苗”就成了他们自觉的或被迫的，在新的国家秩序中的一种身份符号。刘应中《边墙议》中所云不宜复筑土墙将近墙各寨熟苗隔之于外，这部分熟苗不管是生苗所“化”，抑或熟苗（甚或汉人）越过边墙旧址在生苗区垦荒开地而聚居成寨，其实从中都可以见到身份象征符号背后的王朝的土地赋役科举制度的影子。《苗疆屯防实录》记载，嘉庆八年，明代由江西迁居辰溪的周麟现等一族十五名生员，被讼冒占凤凰厅学额而拨回辰溪县；嘉庆十三年，傅鼐也查处了一桩乾州、凤凰、永绥、保靖四厅县冒籍和民占苗籍的讼案，31这两个个案都反映了身份符号与国家制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是地方社会不同人群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
此外，明清交替之际，社会动乱，有相当数量的避难之民入居苗疆，加之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苗疆也吸纳了不少移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傅鼐募练乡勇，步步为营，在苗疆实施其所谓“雕剿法”；同时招徕流亡，劝筑民堡，令民自耕自保：
于是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又赎苗质民田万余亩，曰官赎田。以补助折耗，以廪赏，以葺缮，以周卹，百务并举。而苗占田三万五千余亩，亦以兵勒田，别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复自呈七千余亩为经费。以苗养苗，即以苗制苗……大抵其经费田，皆佃租变价者；其屯丁田，则附刁躬耕者。其训练与农隙讲武，则屯守备掌之，以辖于兵备道者。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32
尽管清代兴筑凤凰至辰州110里边墙，与明代边墙故址及沿边碉卡堡坉一起，把“生苗”与“熟苗”和汉人严然分开，但沿边内外的往来和贸易却一直存在着。《苗防备览》记载：
乾隆二十九年（1764），巡抚陈宏谋等奏许民苗结婚。当其时，急于化苗，以民苗婚姻洽比，可使气类相感，自当闻风慕义，仍著令；凡结亲者，必设立婚书报官，以便稽查。于禁驰之中寓防维之意。久之而娶苗妇者日众，官不胜其繁，报官之令不行。地方棍徒勾结痞苗，贩卖苗妇女射利。沿边厅邑几于村有苗妇，其父母兄弟往来探亲，与内地姻娅无异。或佣工亲贯家中，径路无不谙熟。一旦变生，呼吸村落徧受其害。苗妇虽在外数十年，无不从其寨人归者。33
湖广总督和琳嘉庆初条陈苗疆善后事宜时，也把“奸民”出入列为引起乾嘉苗变的原因之一。
自乾隆二十九年弛苗民结亲之禁，客土二民均得与苗人互为姻娅。因之奸民出入，逐渐□□盘剥，将苗疆地亩侵占错处。是以苗众转致失业，贫难无糜者日多。经石三保、石柳邓等假托疯颠，倡言焚杀客民、夺回田地，穷苗闻风无不攘臂相从，起衅之端，实曲于此。34
至于民苗贸易，也有较多的记载可供查考。如《苗疆屯防实录》卷之四有云：“其实苗地之盐斤布匹等物，胥籍客民负贩，以供日用。如一概禁绝，又多不便。嗣后民苗买卖，应于交界处所听其择地设立场市，定期交易。官为弹压，不准以田木易换物件，以杜侵占盘剥衅端，则民苗永可相安无扰矣。”可见，虽然边墙在文献的表述中已然为民苗界线，而实际生活中沿边民苗的往来和贸易仍然自然而然地进行着。 注释：
1.笔者所见到的有相关报道的传媒包括：《光明日报》（6月16日）、《湖南日报》（5月9日，6月8日）、《中国文物报》（5月31日，6月11日）、《羊城晚报》（5月2日）、《生活时报》（5月29日）。《南方周末》（6月9日），以及中央电视台（6月5日）、中国地方新闻联报网（5月25日）等（以上所引报道的年份均为2000年）。
2.乾隆《辰州府志》卷十二《备边》。
3.均见乾隆《辰州府志》卷三十四《名宦传》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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