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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就是沒有飯吃，沒有棲身之地，沒有錢就醫，沒法上學，沒有工作。貧窮的人前途茫茫，過一天算一天，貧窮的人沒有代言人，沒有能力翻身」。1 扶貧救恤因此應是任何一個政府當務之急的項目。然而由於政府人力、財力的限制，民間社會一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彌補政府能力的不足。2 世界銀行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一個國家要脫貧致富，除了必須提高經濟成長，降低貧富差距外，更需要善為利用社會資源，動員善心人士，建立起民間的扶貧救恤組織。3 中國歷代也不乏民間發起的扶貧救恤。4 在這些實踐中，宋代的鄉約、社倉及民國時期的儲押農倉制度和合作社，有一個同樣的特色，那就是它們都是運用自治的機制，建立起有效的救濟組織和制度。
「鄉約」源於北宋陝西藍田，由呂大鈞（1031－1082）發起成立，後世稱之為「呂氏鄉約」。約中明確宣示「患難相恤」是自治事業的一部分。約中人應互助互愛，對貧困但守本分的鄉人，「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這種制度為鄉中需要救助的人提供了社會保障。南宋時，大儒朱熹看的更遠，他創建的社倉制度，不僅平年能對窮困的人提供保障，災年或荒年對全村、全鄉、甚至全縣都能提供經濟上的保障。社倉是以人民互助的方法組成的一種自治性組織，有效地達到了救災扶貧的目的。由於社倉制度同時具有扶貧和賑災的功能，宋以後每個朝代都設置社倉。民國時期採行的一種自治扶貧的辦法是儲押農倉制度。豐年時，為了避免穀賤傷農，農戶可以將稻穀儲押在農倉，申請低利率的押貸。等到穀價漲了之後，農民可隨時贖回稻穀。儲押農倉制度可以說是一種改良式的常平倉。民初另一種自治扶貧的辦法是發源於德國的信用合作社制度，由當時的華洋義賑會推廣，對重建農村經濟發揮了很大作用。雖然合作社是西方的產物，但與中國社倉的自治精神和運作方法非常相似。
這些前人扶貧救恤的經驗，打破了以往認為扶貧救恤與自治是屬於兩個不同研究範疇的觀點。相反的，扶貧不只是自治事業當仁不讓的一個項目，自治也往往是最好的扶貧救恤辦法。本文針對這幾個扶貧辦法，進行深入的研究，以探討扶貧與自治間的關係。首先我簡要介紹鄉約、社倉、儲押農倉、合作社的源起、制度設計和運作方法，來說明扶貧救恤與自治間的關係。然後，再從自治和扶貧的角度，討論中國現行的合作社制度，由此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議，希望對解決當前中國的扶貧救恤，有值得參考之處。
一、《呂氏鄉約》
北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陝西藍田呂大鈞（1031－1082）首創《呂氏鄉約》。5 鄉約者，為鄰里鄉人，互相勸勉，以相助協濟為目的之一種制度，有如下幾個特點：1、自願加入；2、由眾人推選領導人，「約正一人或二人，眾推正直不阿者為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3、以聚會的形式，使鄉人相親，淳厚風俗。「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4、賞罰公開，「遇聚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用記錄在案督促眾人，用開除懲罰不可救藥的；5、議事民主，「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6
蕭公權推崇《呂氏鄉約》「於君政官治之外別立鄉人自治之團體，尤為空前之創制。」「此種組織不僅秦漢以來所未有，即明初『糧長』『老人』制度之精神亦與之大異。蓋宋、明鄉官、地保之職務不過輔官以治民，其選任由於政府，其組織出於命令，與鄉約之自動自選自治者顯不同科也。」7
鄉約內容豐富，約規包含四大項：1、德業相勸；2、過失相規；3、禮俗相交；4、患難相恤。其中患難相恤的項目包括：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枉和貧乏七項，約中人據事情緩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約，給予救助。
救助的具體辦法如下：1、若有水火之災，「小則遣人救之，大則親往，多率人救之，並吊之。」[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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