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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有盜賊，「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則告於同約者及白於官司，盡力防捕之」。3、若有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稍甚，則親為博訪醫藥。貧無資者，助其養疾之費」。4、若有死喪，「闕人干，則往助其事。闕財，則賻物及與借貸。吊問」。5、若有孤弱，「孤遺無所依者，若其家有財可以自贍，則為之處理。或聞於官，或擇近親與鄰里可托者主之，無令人期罔。可教者，為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無財不能自存者，葉力濟之，無令失所。若為人所期罔，眾人力與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6、若有誣枉，「有為誣枉過惡、不能自申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以財濟之」。7、若有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救助手段是，「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皆有罰。」範圍不限於同約，「凡有患難，雖非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救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8
在鄉約制度下，透過教化，發揮人的愛心，為少數疲、癃、殘、疾、恂、獨、鰥、寡者提供了社會保障。但只靠多數人的愛心來保障不幸的少數人是不夠的，在災年或荒年時，誰來保障每個人的溫飽？因此，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平年，要能救濟貧困無助的人，在災年，也要能保障社會整體的生存。朱熹看到了這個問題，也提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 二、朱熹與社倉
1168年朱熹在建寧府（今福建）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鄉居時，建寧災荒，人民缺乏食糧。朱熹和劉如愚受知縣諸葛廷瑞之托，勸富戶發糧賑飢。後來當地餘糧快用完了，而離境二十里的浦城，人們不堪災後糧貴引起的高利貸盤剝爆發盜亂，以致人心惶惶。兩人又忙給官府寫信求救，知府徐吉當天令有司用船運粟六百斛，兩人率鄉人行四十里迎糧。民得以不死於飢亂無不喜悅，沒人去附和浦城之亂。此後朱熹想要建立一個長久的制度，以緩解飢荒。1169年朱熹用府里常平米六百石作為貸本，貸給農民。夏間出借，冬天償還，並納息米每石二斗。年成不好，酌量減息。十四年後，社倉成效大著，不僅還清了作為貸本常平米，還積下倉米3100石。9 1181年朱熹將所訂的《社倉事目》呈請孝宗皇帝批准「行下諸路州軍」。此後，社倉成了農村儲糧備荒以實物形式施行的社會救濟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
朱熹創辦的社倉制度，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社倉設立於農村。朱熹創辦的社倉取法於隋代義倉，《社倉事目跋語》中說：「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但無論是自漢代以來就建立的常平倉或隋代建的義倉，也許是因為成本太高，無法普及到農村，糧倉都是設在州縣所在的城邑，「所恩不過市井情遊戲輩」，10 朱熹的社倉僇設立於農村，能救助農村窮無助者。
二、社倉是官督民辦，義倉則為官辦。官辦有一個缺點，如果官吏避事畏法，往往眼看百姓餓死，也不肯發糧。有時迫不得已而發糧時，囤積過久的糧食，「則已化為浮埃聚壞而不可食矣」。11 社倉因為是民辦，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清人方承觀對此有深刻的觀察：「官為民計，不若民之自為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專為備，不若鄉之多為備，故儲於鄉而不儲於城」。12
三、社倉的倉米，平年可用來扶貧，災年可用來賑濟。社倉平年時用股米貸放收息，經營方式取自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青苗法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把常平倉和廣惠倉的官米貸給農民，解決農民春夏荒的困難。《社倉事目》規定：「每石量收息米二斗」，當息米積累到一定數量後，就以息米為股本，貸給貧戶，不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用股米貸放生息，既可「扶植生產，增強抗災的能力，又可使貧困農民免遭高利貸剝削。同時，還可使倉米年年更新，不至霉爛變質」。13 由於社倉在平年時用股米貸放收息，使倉米能積累增加，增強抗災能力。以朱熹經營的社倉為例，「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14
四、社倉除了正常性的用股米貸放收息，也用累積的息米賑濟無償還能力的孤老殘幼，起到扶貧的作用。15 朱熹覺得鄉里中人，對經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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