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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世兵与募兵随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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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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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和蒙族军兵以外的民族军兵有极其严格的限制。（参阅小隐网扶风：《明代内地卫所达官考》）
据《周礼》，周代的国人当兵，实行两级兵役制，其一曰正卒；其二曰羡卒。《周礼﹒地官﹒小司徒》说，“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羡卒作为预备役人员，在西周时一般是不参加战争的。但是，由于春秋时期战争规模不断壮大，兵源不足，所以羡卒也不断被征调到战场上来。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晋国在彭城之役前，“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老幼孤疾上了前线，一家之中有二人在军中服役，这当然就突破了“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的旧例，开始使用羡卒了。《国语﹒吴语》在越王勾践起兵伐吴说，“明日徇于军，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一家之中居然有四五个兄弟在军中服役，这就不仅突破了从军“毋过家一人”的旧制，而且几乎全部羡卒都走上战场了。这当然就为战国以后普遍兵役制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这种正、余搭配的军役制度对其后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朝卫所制度是朱元璋借鉴历代军事制度而建立，卫所军户实行世袭制，一人入伍，全家从军，正军缺额，由卫所军余替补，户下无丁，则从祖籍州县军户中递补，以保证军役。卫所旗军及军饷所需主要通过屯军及其家属屯种土地收入加以解决，即所谓“寓兵于农”和“以兵养兵”，在边地民户较少的地区尤其如此。明代的军余与前代军余竟有惊人相似的命运。由于正军军户家庭负担沉重、生活艰难，旗军逃亡日多，而清勾的效果又不甚理想，军伍缺额现象日益严重。为补足正军额数，也由于明中期以后，战争与防守形势日趋紧张，大量的军余被抽。由于军余是明中期以后从事屯田生产最主要的劳动力，军余入伍又加剧了屯田荒芜，子粒锐减，明初“以兵养兵”和“寓农于兵”的政策走向衰落已成必然。以招募为主、结合乡勇和民壮的地方防御体系占居地方防守的重要地位。
三
“兵农合一”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存在，取决于井田制度和农村公社制度。早在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晋、鲁、郑等国相继打破传统的国、野界限，征召野人当兵，已使兵役制度尚未彻底瓦解。商鞅变法后，井田制度废除，由此形成的是一套由国家直接授田给编户齐民的新制度。井田制的彻底废除，使得以它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走上了消亡的道路。同时，商鞅变法在废除井田制的过程中还曾直接改组过村社制度。秦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史记。秦本纪》）小乡、聚，就是一种居民往往是聚而居住的农村组织的自然存在形态，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国家按地域关系来划分国民。这就使自古以来存在的国、野界限被彻底打破了，国人与野人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存在的法律差别也最后消失了。农村公社组织的破坏，国野界限的最后消失，导致了“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的根本变革。普遍兵役制正是常备军赖以建立的基础，七国普遍实行兵役制，说明他们都已建立了常备军。这是勿庸置疑的。
募兵是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型军队。《秦律杂抄，敦表律》说“冗募归，辞曰日已备。致未来，不如辞。赀曰四月居边”。冗募，学者咸作“作募，指募集的军队”解。冗募为国家服役，国家根据他们服役期限的长短和任务的轻重，给予报酬。如果冗募违背“致”，即文卷所规定的日期，便要受到罚处。《荀子，议兵篇》说，“故近招募选，隆执诈，尚功利，是渐之也”。这就说明战国时雇佣“市中佣作之人”当兵的现象已经出现。《庄子，人间世》载，有位形体残缺不全的人，名叫支离疏，在“上徵武士”，即招募武夫时，可以“攘臂而游于其间”。这也证明了战国募兵制度已经出现，但招募的军队规模很少，在当时的兵制中不占主导地位。
自战国以后，募兵制就成为各朝在紧急时期解决兵源短缺的重要手段。如金军之动员体制是征兵和募兵兼行,按当时习惯用语,征兵谓之“签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兵民合一，寓军于民，既反映了女真族较为原始落后的情况，却也成为金朝初年军力甚强的一个重要因素。金朝在军数不足时，也兼行募兵制，如承袭辽制的射粮军，即是招募充军。（《金史》卷四二，《仪卫志》，卷四四，《兵志》）金章宗承安二年九月，“遣官分诣上京、东京、北京、咸平、临潢、西京等路招募汉军，不足则签补之”（《金史》卷十，章宗纪）又如明代的营兵制下，有不少军兵也是召募来的，如戚家军、浙兵等，都是招募而来的。（参见扶风小隐网文《军、兵、军兵------明代独特的军事制度》）然后，这种募兵一直没有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军事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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