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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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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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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关系。同时，就辟召的对象而言，虽然往往沾亲带故，但大抵是“贤能之士”。因此，辟召还必须加之以“礼”，即所谓“聘”。所以，辟召又叫做“聘召”。聘召的礼仪，源自分封时代诸侯派使者访问天子和邦国之间的“聘礼”。从其关系而言，使者为天子和邦国的“宾客”，被访的天子和邦国则为“主人”；就礼节而言，使者要具备“书”和“币”；被访的天子和邦国则要待使者以宾客之礼。[４９]这种聘礼的关系与礼节，一直为幕府制度所采用。总之，在幕僚制阶段，幕僚制与幕客制两种形态是并存的。《晋书·郄超传》记载，桓温辟郄超入幕，先后署为大将军掾和记室参军，又有“入幕之宾”之说。此为著名例证。
同样，在幕友制阶段也是两种幕制形态并存。清代督抚两司官员往往因事需能员而“奏调”甚至自行差委在职属官和候补官员入幕佐治，使之所为“幕员”。[５０]其主宾之间既是朋友关系，又是官僚关系。著名的曾国藩幕府中有不少人物是“宾”与“僚”两种身份兼具的。曾入曾氏幕府的薜福成，有《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称曾氏的幕府人物曰“宾僚”，与唐人将当时的幕府人物称之为“宾佐”、“宾僚”，同一道理。它既可作综合的理解――曾氏的幕府人物具有幕宾和幕僚的双重身份；又可作分类的剖析――其幕府人物中部分是纯粹的幕友，部分则实际上是属僚。
本文把幕府制度的两种存在形态视为幕府制度史的两个发展阶段，其依据是用人行政的制度由辟署制向招聘制的转变。从上述两种幕制形态并存的实际情况看，幕府制度的发展，仿佛是辟署制在程序上的中断，只有“辟”而没有了“署”。唯不实现“署”的“辟”业已丧失政府行为的意义，而成了纯粹的私人行为，因而在字面上也不再称“辟”，而曰“聘”。明人袁宏道撰《徐文长传》云：文长为胡宗宪所知，而“聘”为幕客；清人修《明史》撰《茅坤传》云：茅坤为胡宗宪“延”之幕中。其所曰“聘”或“延”，虽在汉唐时已有其说，但唯在明清时代，这种说法才更为妥贴。其情形与当时社会上设家塾聘请塾师的情况完全相同。这也就是本文将纯粹以私人的名义招用幕府人材的制度称之为“招聘制”的原由。
由于幕府制度在用人制度上由一种政府行为变成了一种私人行为，它也就从一种官僚制度变成了一种非官僚制度。大体说来，传统的政治制度，在幕僚制阶段，官僚体系与行政体系是重合一致的；而在幕友制阶段，由于幕府已属于官员的私人组织，官僚体系与行政体系就不再一致，行政体系大于官僚体系(实际上，自宋代以后，由于低级行政人员胥吏从流外官变成为“在官人役”，行政体系就大于官僚体系)。过去人们往往关注典章上记载的官僚制度，而对非官僚制度的幕友制和胥吏很少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幕府制度以自主用人为基本制度，其实质是建立长官或主官与幕僚或幕友之间的私人或亲信关系。诚然，讨论这个问题尚需要对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关系作广泛的研究，但由此至少可以看到：在传统时代，任用私人或亲信始终是一种政治需要。因此，幕府制度可以看作是一种任用私人或亲信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长期存在，从行政上说是基于行政的效率和效果。换言之，为了获得行政的有效性，行政体系中需要形成亲密的、可靠的关系。这种“公”中有“私”的状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质。不过，从制度而言，行政任用私人或亲信是制度化低下的表现。相比而言，自汉代以来建立在荐举制基础上的任命制，尤其是隋唐以后建立在科举制基础上的任命制，制度化的程度要高得多。从理论上说，随着制度化程度的提高，辟署制终究要被任命制所取代，传统政治的实际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制度化程度高低不同的制度实际上是始终并存、相互为用的。 [１] 关于中国幕府制度，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四种表述:(1)“幕府制”，见沈訒《幕府制之检讨》(《国专月刊》卷3，第4期，1936年5月)；郑天挺《清代幕府制的变迁》(《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2)“幕制”，见张纯明《清代的幕制》(《岭南学报》卷9，第2期，1949年6月)。(3)“幕府制度”，见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思与言》卷7，第1期，1967年9 月)，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971年版)等。(4)“幕僚制度”，见全增佑《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第31、32期，1944年2月)；李晚成《中国幕僚制度考论》(《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表述虽有差异，其实是同一个概念。本文采用“幕府制度”的说法。以上亦大体可见中国幕府制度的研究状况。
[２]《史记》卷八一，一○二，一○九注。
[３]《册府元龟》卷七一六，幕府部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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