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问题，董狐之"书法不隐"固然值得称赞，但他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为什么?刘知几说："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史通·直书言》)按照刘知几的说法，董狐擅名今古，有赵盾成其良直，是为于可为之时。如果不是赵盾"为法受屈"，恐怕董狐就凶多吉少了，这似乎有点道理。史官的直书其事，确实需要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客观环境和让人说话的条件。不过，尊重客观事实，直书其事，是史官的责任。在"不可为之时"，是不是就不为了呢?齐之南史，就是在"不可为之时"而为之的不怕死的史官。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太史"身膏斧钺"的事迹，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有了董狐、南史这样的光辉榜样，中国历代的史官就更加懂得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了秉笔直书的胆气。不过，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严是不容侵犯的，真正秉笔直书的史官并不多见。因为任何一个帝王，即使是极英明的帝王，也不会喜欢像董狐、南史这样的史官，不会允许史官把自己做过的坏事记录在案，传之后代。他们手中的权力足可以控制史官的行为，决定史官的命运。所以，正直的史官从来命运多蹇，就像刘知几所说，他们或"身膏斧钺"，或"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或遭秘密杀害而"无闻后代"。然而尽管如此，直书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绝如缕，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要写下去。

 三

    在史官的厄难史上，我们不能不首先说到司马迁。

    司马迁是董狐、南史这类史官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厄运的磨难。司马迁的时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的时代。可是就在这样的汉家盛世，司马迁却因为替人说了几句好话，便蒙受一场千古冤狱，遭受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历时十余载发愤著书，写出了涵盖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的鸿篇巨著《史记》，可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史记》却被视为"谤书"。现实对司马迁是不公正的，历史却对司马迁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刘向、杨雄称司马迁为史之良才，鲁迅把《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史终于还了司马迁一个公道。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一心要写一部继孔子《春秋》之后记录"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写《史记》，不幸到了公元前98年，写到第七年的时候，一场大祸突然落在他的身上。

    当时，在与北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大将李陵奉命率领五千步兵出击，直捣匈奴单于的大本营，杀得敌人胆战心惊。后来，匈奴方面增加八万多骑兵将李陵部队包围，李陵在没有援兵、孤军奋战、矢尽弦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满朝官员都指责李陵辱国。汉武帝询问司马迁的意见时，司马迁直抒己见，认为李陵转战千里，英勇奋战，实在是因为敌强我弱，后无援兵，不得已才暂时降敌，相信他会寻找机会再立一份与其失败相当的功劳来报效朝廷。退一步说，即使他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干成，那么以前他的赫赫战功也足可以抵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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