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事件，对司马迁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他所遭受的宫刑，不仅使肉体蒙受了巨大痛苦，也给他带来了无比的耻辱。由于宫刑是对人体那个神秘敏感的器官施刑，是一种不把人当人看待的酷刑，所以受宫刑也就因其人格受辱而为人们所不齿。何况司马迁是为了活命而主动请求改为宫刑的，这就更加遭到当时很多人的鄙视和辱骂。然而那些看风驶舵、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们哪里知道，司马迁是为了完成一部恢宏的历史著作，为了实现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才忍辱负重的?这是司马迁心灵上一种难言的隐痛。

    司马迁的受辱，本来就是一桩冤案，可是当这个冤案永远也无法平反的时候，他心里该蒙受多大的委屈和痛苦呢?当年，司马迁为李陵辨诬，如果说这只是一时蒙冤，日后还有希望说清楚的话，那么随着人们的推波助澜，司马迁蒙受的已经是不白之冤了。因为无论如何，到后来李陵毕竟是"投降"了。这个"事实"证明了司马迁的辨诬是"错"的。可是，李陵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投降"的呢?李陵被俘后，汉武帝立刻把他的全家下了狱，在听到传言说是李陵为匈奴训练部队时，又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李陵全家通通杀光。到后来查清为匈奴训练部队的不是李陵而是李绪时，已经被杀的人还能再活吗?直到这时李陵才深感汉武帝刻薄寡恩，一气之下"投降"了匈奴。从此，李陵留下了骂名，司马迁的冤案也就再也说不清楚了。这桩历史公案的罪人究竟是谁呢?这种不白之冤和巨大耻辱将司马迁逼向了死亡的边缘。但是司马迁不能死，他发现了一个辉煌的"重如泰山"的人生目标，他决心以最大的隐忍精神完成《史记》的写作。可是，隐忍比耻辱更加痛苦。在写作过程中，司马迁几乎每天都在痛断肝肠地想着这种耻辱。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司马迁终于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当时关于"君子不生于大辱"的观念。他从历代前贤发愤著书的事例中汲取力量，使自己奋发振作起来。他在《报迁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两次用同一段话来激励自己。他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司马迁身上，中国史官的坚毅精神又一次大放异彩。

    不错，司马迁的厄难，不是因为秉笔直书，而是由于忠言直谏；不是导源于著作《史记》，而是起因于李陵事件。然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是忠言直谏的诤臣；李陵事件的因果，磨砺了一个史官的人格。司马迁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蒙冤受辱之后把一切灾难、耻辱、痛苦和困厄转化为发愤、抗争、信心和力量，能够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他所面临的生灵涂炭的苦难现实。这样，他的人格和精神就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升华，《史记》的主题和内容也由此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司马迁的心灵经过这次洗礼之后，在他的人格经受巨大考验之后，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便诞生了。

四

    司马迁去世500年以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崔浩《国书》血案，在史官的厄难史上给人们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心理阴影。

    崔浩，字伯渊，出身于清河望门大族，父亲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重臣，他自己在北魏前期历史上立有大功，深受太武帝拓跋焘的宠信和器重。公元429年，崔浩奉太武帝之命修撰北魏史书--《国书》。后来，太武帝又命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务。但是，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国书》修成之日，崔浩突然被太武帝处死了。崔浩被杀的原因就是："实录"。

    在太武帝命崔浩修撰《国书》、综理史务的时候，他曾经叮嘱崔浩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话虽如此说，到了真正"实录"以后，他就翻脸不认人了。崔浩却是很认真的，他召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修撰《国书》，书成之后，自己非常满意。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太武帝对自己的信任，竟然有失检点，同意著作令史闵堪和郗标的建议，在京都郊外大路旁将这部《国书》刻石立碑，占地130步，让人们自由浏览。在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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