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的"备而不典"究竟是什么呢？据史学家周一良先生研究，崔浩的《国书》实录了前奏符坚灭代（北魏初期称代）时，生擒了代君拓跋什翼犍，并将后来成为北魏开国之君的拓跋圭流放到蜀国的事实。这是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同时，《国书》还实录了拓跋氏的婚姻关系。原来，什翼犍的儿子是献明帝拓跋寔，献明帝和贺后所生的儿子是拓跋圭。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娶贺后为妻，也就是公公娶了儿媳妇。符坚生擒什翼犍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内情，错把拓跋圭当作什翼犍的儿子，结果爷爷变成了父亲，孙子变成了儿子，闹出了大笑话。其实，北魏拓跋氏皇室的婚姻关系并不像汉族人那样重视伦理秩序，公公娶儿媳妇的事本不足为奇。但是，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渐受汉族文化影响，乃讳言其事。崔浩死得很怪。临刑前，他"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往头上排泄小便），呼声嗷嗷，闻于行路。"不仅如此，"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北史·崔浩传》据史家考斑点，这次杀戮共死了2000余人。难怪事隔300多年以后，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作为史臣一想到崔浩的《国书》血案，还心有余悸，感叹直笔太难（《答刘秀才论史书》）。

    像这样的史学大案，在清朝还发生过一次，这就是清初牵连最广、钉戮最惨的"庄氏史案"。

    顺治十八年，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双目失明的富户庄廷龙有感于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也想效法前贤，著书立说，正好他的邻居家中藏有一部明代天启年间做过内阁大学士朱国桢草拟的明史稿本，他的父亲庄允诚便用1000两银子买下来作为儿子著书立说之用。庄廷龙招募宾客，在朱国桢原稿基础上，增补内容，润色文字，编成《明史辑略》一书。庄廷龙不久去世，其父为实现亡子遗愿，决定刻印此书，同时又聘请了十多位名人参与校阅，以示重视，由于朱国桢的原稿在明亡后颇多犯忌之处，满清皇朝得到此书如临大敌，严加惩处。庄氏一家被满门抄斩，已经死了的也被掘墓戮尸。除此以外，凡是与此书有涉的人，包括作序者、校阅者、资助者，就连刻字、印书、卖书、买书、藏书、读此书者都一并处死，有人根据祸及700家的记载推算，认为被杀掉的至少在1000人左右。

    清初诗人陈恭尹有诗云：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三尺龙泉方寸印，不知谁较杀人多。

    可怜庄氏并非史官，却也遭受到了史官的厄难。

 五

    应当说明的是，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史官都能秉笔直书，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史官都会遭受厄难。

    刘知几说："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在刘知几那个时代，他已经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却如披沙拣金"，所以一再感叹"世途之多隘，实录之难遇"，"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史之不直，代有其书"。为什么？刘知几认为，追根究底是因为孔夫子在称赞董狐书法不隐的同时，又提出了"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谬论。刘知几指出："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正，而名教存焉。"有了"子为父隐"的伦理观念，有了"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君亲讳"的道德标准，那些曲笔阿时的利禄之徒就有了歪曲历史的理论根据。他们或者"舞词弄札，饰非文过"；或者"由首臆说，威福行于笔端"；或者"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诬人之恶，持报已仇"。刘知几认为这些人都是"记言之奸贼，载事之凶人"。应当"肆诸市朝，投畀豺虎"。

    对于曲笔阿时者，刘知几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们还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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