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看来，贤人散布在社会之中，藏之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闭之所”[14]，统治者应当努力地去发现他们。而且，贤者出仕，野无遗贤被视为君主贤明和世道修明的表现。反则预示着统治面临危机，濒于灭亡。董仲舒认为，在“逆天暴物”的殷纣时代，“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15]。这使得统治者将求贤看作是一项重大的、关系到长治久安的政治任务。由于儒家自汉代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而儒家的选贤观念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之术的一项核心内容。正如金诤所指出：“儒家加工出来的这些传说，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意义却很重大，因为它们揭示出一个真理：默默无闻的下层社会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统治者必须善于从中发现并选拔出才智之士，才能发展并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很早就有了这一清醒的认识，他们才能够逐步创立并完善中国独有的科举制度，并与之相依为命地共同走完其历史旅程”[16]。

    但是，取士观念虽然扎根于儒家的思想资源之中，但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还得益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说，特定的历史因素选择、并强化了取士的观念。回顾中国古代的历史，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对于取士观念的产生并不断得到强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即春秋战国时代选贤用贤的实践、王朝的更迭的特点和缺乏稳定的学校系统。

    （1）春秋战国时代诸侯选贤用贤的实践

    儒家虽然把按德行选士贡士描绘成是远古社会的现实，并自称要恢复三代的传统。但众所周知，所谓三代传统，不过是儒家假托于古人的一种社会理想，并无多少历史依据。儒家关于选贤任能的主张与其说继承了三代的传统，不如说是春秋战国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各国君主基于其霸业的需要，亟需有知识有才能的辅助之才。在这种背景下，君主们在生死存亡的角逐中，常常不拘一格，争相延聘有真才实学之辈。这一时期为后世留下许多因拥有人才而强国的佳话。齐桓公接受鲍叔牙的建议，从鲁国迎回小商贩出身、一度并沦为罪隶的管仲，与他竟夕长谈，为其才能所折服，决定拜他为相。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之下，迅速强大起来，跻身于春秋五霸。秦穆公为了秦国的强大也是四处寻访贤才，听说流亡楚国奴隶百里奚有治国才能，遂以五张羊皮从楚国人手中赎回百里奚，并求教他如何治国理政，最后拜他为相，授以国政，秦国最终成为五霸之一。还有燕昭王筑黄金台礼聘天下贤人，或信陵君礼遇侯生等众多的佳话，广为人们所传诵。

    显然，礼贤下士和搜寻天下贤才，在当时已成为统治者们的一种共识。这一共识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才散布于社会之中，而且往往埋没于社会下层，高明的统治者应当善于发现他们，任用他们，谁得到真正的人才谁便强大。取士的观念由此而产生并被广泛接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这种观念应当说是不错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春秋战国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许多统治及学术观念被后世统治者奉为圭臬。取士的观念也由于礼遇贤才的种种佳话而深入到统治观念之中，成为中国历代统治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后代的统治者无不在先秦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灵感，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治国之策。

    （2）王朝的更迭的特点

    中国的历史自西周以降，几乎在每一个统一王朝建立之前，都有一个大的社会动荡时期，呈现一种周期性动荡的演进过程。取士的观念似乎与这种历史演进过程有密切的联系。回顾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以及科举制度早期历史，便会发现，它们均建立于某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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