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为人所重视。如中世纪的大学就是培养法学、神学或医学的专门人才的学校，大学在近代又逐渐成为文官制度的基础。而在中国，取士的观念一直是各种选官制度乃至培养制度的基础。直到19世纪，当西方的培养官吏方法及理念进入中国以后，传统的取士观念仍未被改变。不少人希望对科举制度进行改良，吸收西方的实用性知识，即可满足福国强兵的需要。清代的官员沈桂芬说：“将来我们要把科举开放给科学的。那时考生自会与习文学一样，自去请人教导的；政府对于文学的研究，只奖励有成绩的人，并不为学习的人设立学校”[25]。这种论点便是典型的取士观念的反映。
但随着人们对西方了解的加深，更多的中国人也认识到科举制与西方官吏培养制度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如张之洞说：
“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无论或用选举，或凭考试，立法虽有短长，而大意实不相远。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要之皆就已有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故家塾则有课程，官学但凭考校”。[26]
张之洞的概括 “皆就已有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道出了传统中国官吏选拔制度结症所在。而这种认识显然是在对比中西教育和培养制度之后才得到的。所以，改革的方向也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张之洞进一步说，“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难危？”[27]这里所说的“改弦易辙”，无非放弃取士的观念，代之于养士的观念。从制度层面说，就是放弃科举制，建立新的、就是西方式的学校制度。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取士观念宣告终结。代之而起的西式学校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教育组织方式，同时也是一次根本观念的更新，即两千余年的传统取士为西方的养士观念取而代之。
总之，取士的观念滥觞于春秋战国时代，又在后世的种种历史条件下逐步被强化，从而孕育出了以察举和科举为代表的取士的体制。直到清朝末年，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取士的观念终于被放弃。就是说，在自汉代以后的两千年中间，取士的观念一直支配着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具体的做法虽然在不同的朝代和时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出发点和主导观念一直保持未变。取士观念无疑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的长时段观念，它长期规范着历代统治者在选拔官吏和组织教育等方面行为。揭示这一“日用而不知”的观念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变化和发展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布劳代尔. 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A]. 何兆武.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C]. 北京：商务出版社，1999：806.
[2] 葛照光. 中国思想史: 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4.
[3] 阎步克. 察举制度变迁[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314.
[4][5][9][12][15][17][19]《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 第1册：71；第1册：166；第8册：2512；第1册：71；第8册：2509；第1册：167.
[6][18][21]《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第1册：32；32；32.
[7][13][20]《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册：44；35；35
[8]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Z]. 卷第一百二. 上海：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