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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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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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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史界多有赞誉，但却忽视了其副作用。考成法开了“带征”的先例，即除完成当年钱粮外，还要带征隆庆以来拖欠赋额七成中的三成，完不成则处以降罚。对这种惟以催科为务的作法，也有一些官员痛责其弊。如万历时户科给事中萧彦就曾奏请道：“察吏之道，不宜视催科为殿最。昨隆庆五年诏征赋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万历四年则又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有司惮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臣以为九分与带征二议，不宜并行。所谓宽一分，民受一分赐也。”(《明史》卷227《萧彦传》)但是，这种批评并未得到执政者的重视。崇祯时，要求科道官必须从地方州县官中行取，同时又规定征科未完者不得考选科道。“时有令，有司征赋不及额者不得考选。给事中周瑞豹考选后而完赋，帝怒贬谪之，命如瑞豹者悉以闻。于是（熊）开元及御史郑友元等三人并贬二秩调外。”(《明史》卷258《熊开元传》)史谓“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字，专于催科，此法制一变矣。”(《明史纪事本末》卷72)
在种种压力下，州县官吏的职责，惟以催科为要。“日夜从事，惟急催科”。所谓教化，所谓赈济，所谓安民，所谓恤狱，全部被搁置一旁。嘉靖时顾鼎臣上疏称催科之弊曰：“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隆庆时吏科给事中贾三近曾上疏道：“今庙堂之令不信于郡县，郡县之龄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济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形格势制，莫可如何。且监司考课，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轻宽平和易之士，守令虽贤，安养之心渐移于苛察，抚字之念日夺于征输，民安得不困。”(《明史》卷227《贾三近传》)至于万历时的考成带征，其弊尤大。“累年以前积逋无不追征，南方本色逋赋亦皆追征折色矣。”(《明史》卷78《食货二》)本色的折算，又由官府任意为之，极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亲历带征的李乐直言道：“天下极冤最枉之事，莫如带征钱粮一节。凡知县、知州在任，止该清理任内钱粮，任以前自有官在，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并责备后官？行取文书一到，合干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钱粮不完，上司留着他在。今日则更有可笑，如万历十年官，直要他追而上之，到万历四五年也要兼比来，如何做得去！天下只是这几个百姓，百姓只有这些皮肤，前面太宽，后面太紧，直是赶到大坏极乱不可救药便了。”(李乐《见闻杂记》卷2)
州县的催科，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和官员考课逼迫而致，另一方面是包税制下经手官吏有利可图。如上引顾鼎臣疏所言：“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只有通过催科，官吏自己才能从中得益。催科不力者，宦橐亦羞涩。因此，催科不仅有来自上面的压力，还有来自自身的动力。明代晚期，如海瑞一般可廉己自律者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算计仕宦收入者则比比皆是，遍及州县。正如高攀龙所言：“矻矻然朝夕之所望，与其父母妻子所以望之者，不过多得金钱。至去其官也，不以墨即以老疾。即去，其橐中装已可耀妻儿，了无悔憾。而民之视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驱出其里，亟须臾以为快。”(《高子遗书》卷9《送陈二尹序》)州县正官如此，佐贰首领杂职更是如此。“今佐领官所在，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门即征租税，以图加收，日夜敲扑，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虚语也。”(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2《鼓舞士气安民生疏》)地方官在京待选，多方打点，往往淹滞数年，资用乏绝，常有借贷。等到授职，焉有不大捞一把之理？特别是出任边远地区的地方官，多有瑕疵，升迁无望，更是以搜刮为事。边远之官，“若非下司贫弱令史，即是远处无能之辈，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日知录》卷8《选补》) 三、馈送和过客招待造成的额外负担
州县的上司之多，监控之严，不仅导致州县动辄掣肘，而且导致州县馈送之弊。凡任州县者，不馈送就无法做官。馈送的对象主要有四，一是府衙和布按二司，二是中央派出性质的巡按督抚，三是过往客人，四是京司。晚明李乐谈到地方上送礼行贿时说：“公等但见郡县官受贿至四五百金遂目为贪官，这眼眶太小了。我在广中，见取珠送要地者，巨细不等，中有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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