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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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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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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天启年间的礼部尚书赵南星，列举了当时政治“四害”，其中两害就在州县，其余两害也与州县间接相关。“救时要务事，除四害为急。何谓四害？一曰干进之害，而曰倾危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乡官之害。”“除此四害，仕路庶几可清，民生庶几可疗矣”(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1《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臣处闾阎三十年，习见有司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故今日之忧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县之内”(《明经世文编》卷459赵南星《申明宪职疏》)。本来，从宋以后到明代，州县衙门都立有戒石，铭文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百姓却将其改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赵翼《陔余丛考》卷27《戒石铭》)李自成一句“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迎闯王，不纳粮”，立即从基层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故研究明朝政治得失，制度优劣，必须重视其州县问题。
由于身处两难之地，明代的守令难当。其繁难程度，可从袁宏道（中郎）的信函中见到一斑。万历二十三年，二十七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作为著名文士，袁宏道深深体会到了知县的苦辛。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对上司就像奴仆，对过客就像妓女，管钱粮就像账房先生，待百姓就像保人媒婆，知县难当的神态，跃然纸上。更麻烦的是，知县面对的，不是习文知礼的鸿儒，而是目不识丁的愚民，与他们上任前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形成的处事方式格格不入。“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而事务之繁忙，处断之艰难，更是跻进官僚集团的士人始料不及的。袁宏道在给同为知县的朋友杨廷筠的信中道：“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也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均见《袁中郎全集》，香港，广智书局)显然，年轻气盛的袁中郎，书生气十足，在上任之前未免把复杂的县政看得太简单了。在躬身实践中，才识得箇中愁滋味。
在上下夹击之中，州县只得上结长官，下虐小民，成为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到明代中叶以后，州县的腐败已经达到“普及”程度，从守令到小吏胥役，清廉者廖若晨星，贪贿者蚁聚蜂集，成为政治痼疾，无药可救，终于把大明王朝送上了末途。其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催科、馈送、仕进分途、狱讼、胥吏乡官干政等方面。 二、赋税催科的弊端
催科是地方官吏的一大任务，保证正常赋税亦无可厚非。但是，明代地方的催科，却演变成了害民之政。从明朝全盛时期的宣德年间开始，上解税粮就已经成为地方官吏考课的“硬指标”。宣德五年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万历会典》卷12《考核一》)成化起，凡受灾地区，纳粮即可在三年大计时免除朝觐。“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杂职二十五石，俱听巡抚官拨缺粮仓，分纳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选完须知功绩牌册，并通关差人缴部而已。”(黄榆《双槐岁钞》卷1《给由赈济》)从此开始，考课地方官吏实际不再重视教化抚治，唯以催科为事。到弘治十六年，再次重申：“凡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务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但有钱粮未完者，不许给由。”(《万历会典》卷12《考核一》)。嘉靖时，也有同样规定。“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明史》卷78《食货二》)万历时张居正推行的考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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