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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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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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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华先生经过细腻的考辨分析后认为，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去的电报，之所以没有发出去是因为中国决策层意见分歧，而俄罗斯保存的则是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沈志华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苏关系的微妙之处，同时也以令人信服的论证回应了国际学术界的争论。由此可见，考察双边关系需利用双边档案，研究国际综合事件需利用多国档案，这是冷战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要条件。 多边交流对话
冷战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牵涉多国多方，一些历史事件当事人、亲历者仍健在，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可以弥补档案记载之不足甚或修正文本史料之谬误。因此，多边交流对话就成为冷战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
2004年3月24－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政党政治研究中心、苏黎世大学北约平行项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同东欧国家关系历史回顾”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不仅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专家学者，还有13位资深外交官，他们是中国原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波兰、东德、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大使，以及这些国家原驻中国大使、参赞等外交官。中国与东欧国家前外交官们，分别就中苏分裂背景下的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中国、东欧与越南战争；“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苏军侵捷与中苏边境冲突后的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中国改革与东欧国家改革的相互影响等议题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就上述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的讨论。以往学者的研究多依据档案资料，在此次会议上，前外交官以特殊的身份，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照那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他们对历史过程的回顾，对某些政策理念的阐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细节的描述，将与会者带回到历史现场；专家学者对历史档案资料记载不清甚或溯如的问题的询问，在前外交官那里获得满意的解答，而他们对这一历史过程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则显现了“后见之明”的优势。这种外交官之间、学者之间、外交官与学者之间的多边交流对话，有助于从不同视角审视中苏关系是如何影响和制约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
这种多边交流对话在冷战史研究中并非鲜例。如1997年10月，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当代中国研究所等联合举办“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中国、美国、俄国等6个国家，当年中苏两国国家领导人的翻译、秘书出席会议并回答了学者的询问。可以说，自1990年代初冷战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形成热潮以来，中国学者发起或参与的所有学术研讨会，都有多国多方学者参与。这不仅是冷战史研究的特性使然，也表征了当今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大势。有趣的是，冷战使东西方世界隔绝与对峙，冷战史研究则促进了东西方学者的沟通、交流与合作。这大概是当年屏蔽东西方世界的冷战“铁幕”制造者所不曾逆料的。
多个热点问题
冷战年代那些地区性全球性事件对当下国际关系的影响及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决定了国际冷战史学界具有热点问题多的特征：朝鲜战争、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苏南冲突、核武器的发展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这一特征也同样表现在中国冷战史研究中，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朝鲜战争、中印边界冲突、越南战争、新中国外交等，都是学者倾力较多、研究成果较丰的领域。
中美关系 冷战年代的中美关系经历了从对抗走向缓和的过程，学者的研究重点也逐渐从中美对抗转向中美缓和。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中美对抗的起源、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60年代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缓和的因素与进程等等。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至关重要，中国内地、台湾及国外学者均予以较多关注。学者依据中美档案和资料研究表明，美国的政策目标是维持台海现状，并因此对蒋介石政府既有利用也有限制。&nbs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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