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白寿彝先生治学领域宽广，对许多学科的开创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中，民族史、通史、史学史的研究在他的学术规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年，他走着一条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道路，后期，又将这三者高度统一起来，融会贯穿。他的史学史研究，有着鲜明的特点，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关 键 词]白寿彝  治学经历  史学史研究  通史  民族史

一  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历程

1987年，白寿彝先生曾概述自己的学术工作说：“现在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一个是主编回族人物志，……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1］也就是说，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通史、回族史和中国史学史三个方面。这种治学局面的出现，是白先生一生治学发展的必然趋向。这里面，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原因。

白寿彝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回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青年时代，他是一位对本民族富有深厚感情的爱国青年。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在河南与友人发起河南回民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远大志向。他热爱本民族，关心本民族的历史和前途。1935年，他才26岁，就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并在第四期上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论述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开始了他研究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学术生涯。解放前，他发表的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主要有：《回教的文化运动》（1937年）、《中国回教小史》（1942年）、《元代回教人与回教》（1942年）、《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编有《咸同滇变见闻录》（1942年）、《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1948年）等。白先生的这些论著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发表的，当时，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根本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只承认是回教徒。若说回回是一个民族，会招来各种迫害，其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在这种情况下，白先生研究回族历史，不得不使用“回教”的提法。在这些论著中，白先生对回回民族的来源、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些前人未曾提出或未曾解决的问题，皆给予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在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开拓性意义。［2］

解放以后，白先生在回族史方面发表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如《回回民族的新生》（1951年）、《回民起义》、《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1957年）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导编写《回族简史》。随着他的史学思想的成熟，他提出用综合性的体裁编写多卷本的《回族史》，认为《回族史》（多卷本）应分为四个部分来编纂。［3］（P242）他此后主编的四册《回族人物志》，实际是他设想的多卷本《回族史》的第四部分。

白寿彝先生的回族史研究，与他的中国通史研究，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而且相互促进的。从时间上看，白先生的回族史研究，起步更早一些。由民族史而中国通史，使得他对中国通史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白先生研治中国通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中国交通史》的撰写。《中国交通史》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是近世以来第一部交通史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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