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以后，得到较高的评价。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曾说到它，认为它是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精善的”一种。这本书虽然不是中国通史类的著作，但对白先生治通史却有相当大的影响。几十年后，白先生仍认为：“从我个人治学的进程上看，本书的写作，有它积极的意义。我对于通史的兴趣，对于划分历史时期的兴趣，对于寻找时代特点的兴趣，都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1］《中国交通史》是一部交通通史，作者从夏写到最近（1936年），内分五期：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通商以后，并分别指出各期的特点，目的是把“这样长的历史写出个头绪来”。［1］通过这本书的撰写，作者既获得了治史的趣味，又在治史方法上进行了探讨和实践。紧接着，白先生在1938年开始进入教育界，先后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文史系、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解放以后，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在五十多年的讲台生涯中，中国历史始终是他担任的重要课程之一，如1940年在云南大学，他讲授中国上古史；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开设春秋战国史；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始用缪凤林的《中国史略》为教材，后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4］（P469）在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66年间，他几乎讲遍中国各时期的断代史。五十年代，带领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努力改进历史教学，为外系开设中国通史。［4］（P470）在这个领域的长期耕耘，使得白先生在中国通史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1980年以后，他把精力集中到通史撰述上，决不是偶然的，是由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作基础的。
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20世纪40年代。四十年代初，他在云南大学讲学，在文史系主任楚图南的建议下，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早在1928年，白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呼吁整理国故的学者们从事系统的工作，以创造新文化，并主张中西并用，取其所长。也就是说，这时他已有了创造新文化，必须善于总结传统文化，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思想。现在看来，他这篇论文，对他一生的治学，特别是以后走上研究史学史的道路，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四十年代初，他之所以鼓起勇气，敢于承担史学史这门新课，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解释。那时的史学史教学，没有专书，更没有教学大纲，教师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讲授，大都是一部史书一部史书地介绍，史部目录解题式的气味甚浓，“史”的特点不突出。白先生在讲这门课时，也没有摆脱这个局限。他一边学一边讲，第一次讲到唐，第二次就续到清。对一些重要史书，重点研读，详细讲述。他对这种史部目录式的讲法并不满意，认为就像许多珍珠，缺少将它们贯穿起来的线。1943年，他读到朱谦之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阶段性的发展》，很感兴趣。朱氏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分成三个大的时期，即故事式的历史时期，教训式的历史时期，发展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又分几个阶段。白先生在讲课中，吸收了其中的观点，试图找到贯彻中国史学发展的线，但依然没有成功。白先生四十年代的讲义已无从见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有1946年5月在昆明五华书院发表的学术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白先生将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5］四个时期的划分，是从史书体裁本身在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得出的，突破了简单以朝代作划分标志的格局，是作者试图系统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反映。四十年代，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专著已出版了几部，其中尤以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影响最大。白先生在佩服金氏博闻强记和驾驭材料能力强的同时，对金氏把精力过多地用在书目考据上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明白先生对史学史的作法，有着更高的要求。
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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