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不止一次地说，他自己是到了70岁时才坐下来真正做学问。事实上，在70岁以前，他早已在多方面卓然成家了。他的这句话，实际反映出他晚年的史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那就是他所从事的中国通史、民族史、史学史三个主要研究领域的高度统一与融合。中国通史、民族史、史学史都是作者长期从事的研究课题。早年的研究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免分散，面铺得太宽，还不成系统，而此时则逐步集中，走向系统化。并完全融会贯穿在一起，创造出新的史学奇迹。

白先生早年在回族史、民族史方面造诣突出。由民族史到研究中国通史，使他的的视野既开阔又细致。在《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中，白先生都明确地提出，中国通史研究和论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历史。在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中，他亲自撰写了其中的核心章节——“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认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中，汉族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也都有他们特殊的贡献。“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6］（P92）白寿彝先生主编的通史著作，无论是小通史，还是大通史，在解决历史的主体和历史主体活动的舞台等方面，都显示出恢宏的气势。他对于民族矛盾、民族融合的论述，对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总趋势的认识以及民族融合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的观点，都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高屋建瓴的学术器识。所有这些，与他重视少数民族史研究都是分不开的。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不断建设的学科，自然有它固有的研究对象。白先生研究史学史，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专史之内，他是要通过史学史的研究，发掘我国史学中优秀的东西，承继在历史观点、史料学思想、历史编纂思想、历史文学思想等方面的优良传统，为建设新史学服务。他所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裁，便是在充分继承传统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在新时期的大胆创造。除导论卷及远古时代卷外，其余各卷都包括四部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目的是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示历史发展进程，使历史运动规律更加生动地得以展现。没有对史学史的研究，没有对中国史学的充分把握，一是不可能做出这种创造；二是即使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足够的底蕴进行实践。史学史研究是白先生学术中的一大宗，白先生由总结历代著史之经验教训，另创新史，奠定了他作为史学大家的学术基础。

史学成就的最高表现是通史撰述。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有撰述中国通史的构想。早年，他们对封建旧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建设“新史学”的任务。晚年，他们又试图在继承传统史学编纂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撰修。梁启超还完成了他计划中的一部分。就梁氏而言，撰修一部中国通史，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追求。然而，通史之修，何其难也！即使才高、学博如梁氏，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专史的充分研究，没有众人的通力合作，要完成规模宏大的中国通史，是难以实现的。［7］梁氏终于带着没有完成通史的遗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此后，中国通史的编撰，的确取得过巨大的成就。解放前和解放后，都有一些通史名著出版。然而，与我国悠久的历史、伟大的时代相比，这些成绩还是很不够的，与梁启超的设想也有不少的距离。对此，白先生1962年访问巴基斯坦时就深有感触。1971年，周恩来总理曾提出要编写一部大部头的中国通史。国家出版局还为此组织了两次写作班子，均没有成功。多少年来，撰写中国通史，一直是萦绕白先生心头的一件大事。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和其他学科一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撰写大规模的中国通史，无论是社会条件，还是史家群体的组织，均日益成熟，于是，这一大型科研项目正式启动了。白寿彝先生之成为这部大通史的总主编，实是由他的学识、经历、威望决定的。而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长期探索和丰硕成果，是他能够任这项事业的重要因素。他说：“我这几年在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中，越来越体会到史学史这门学科要发展起来，史学史不发达不行，史学史不搞不行。”［8］

另一方面，中国通史、民族史的研究对他研究史学史也有很大影响。史学史是一门专史，然而它又不是普通的专史，它在总结史学遗产，建设新史学等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白先生在中国通史、民族史上的成就，使他对史学史的研究更加自觉，思路更加开阔。他既重视史学史学科本身理论的建设，又强调史学史研究要注意史学与时代的关系，史学史学科对发展史学、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他还指出中国史学史应包括少数民族的史学史，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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