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生常说：“学问都是相通的。”白先生晚年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这一境界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这个“通”体现在一个学科内部的纵通、横通，一个学科和别的学科的旁通，更体现在历史科学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统一。白先生新的学术境界的取得，有两个因素是最基本的，一是长期地不畏艰难地在广阔的历史学领域耕耘和开拓；二是重视科学的历史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二者缺一不可。就20世纪的史学大家来看，具备第一个条件者不乏其人，然由于不能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最终使他们的成就受到很大制约。所以，强调后者，在白先生看来，意义更为重大。

三、史学史研究的特点

白寿彝先生在长期的史学史研究中，逐步形成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重“通”。重“通”是白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也深深反映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上。20世纪40年代初，他开始讲授史学史时，就极力寻找贯穿中国史学发展的线。因为找不到，所以他称这一时期是在“暗中摸索”阶段。［9］（P182）六十年代，他继续在“通”上下功夫，初步提出了史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并从横向上看到史学史研究所要注意的几个层面。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开始受到重视。八十年代以后，白先生对“通”的要求更高了，关于“通”的内含也更加明确。不但要纵通，即探讨上下古今史学的发展，还要横通，即史学内部四个层面（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的相互关系也要弄清楚。不但要研究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还要考察史学与社会的双向影响。“通”在白先生不同的研究阶段，内含并不一样，但始终是他研究史学史所追求的目标。

二、重视理论的学习和运用。白先生早年曾跟从黄子通学习哲学，理论思维是他的优势。解放以后，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史，每每有所新解。在学术研究上，他与侯外庐交往较多，强调唯物史观对指导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1989年，在“史学史研究四十年”座谈会上，他说：“我们现在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还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国四十年来，我们都在学。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肤浅，不那么深入。从过去接触到的情况看，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还是相当严重的，这个毛病很大。”“现在我们要开创史学工作的新局面，应该从头学起。经过四十年间的这几个段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要比过去高了，学习的成果会比过去要好”。［10］总之，重视理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学史，是白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

三、强调史学史研究跟开创史学新局面、推动历史前进的关系。白寿彝先生研究史学史，与他重视对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有密切关系。1928年，他就正确地论述了整理国故与创造新文化的关系；［11］四十年代讲授中国史学史，指出写史书“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5］（P658）20世纪60年代，他对史学史研究对象的重新认识，也是从史学遗产开始的，并说：“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12］（P466）八十年代，他更把史学研究的创获，用于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实践，实现了批判继承传统史学，创造新史学的追求。他常说，史学史是一门反思性的学科，它要思考史学发展的问题，思考史学如何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前进的问题，而不能把它看成象牙塔里的学问。这些年，他一直强调历史教育的意义，认为历史教育也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刊头明确标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表明史学史学科对史学发展、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四、对本学科的高度总结意识。六十多年来，白先生对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一直怀有崇高的责任感。20世纪40年代初，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先后出版。白先生对这三部著作进行了介绍，［13］并重点评述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对这门学科应当如何建设，初步提出了看法。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史学史学科的不断繁荣，白先生的总结意识更加自觉了。他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用了两章专讲这一问题。1984年12月，他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主持座谈会。讨论中国古代的史学史因素以及近代以来史学史学科的由来。［14］1987年，他在中国史学史助教进修班上发表讲话，提出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思想。［15］1989年5月，他又发表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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