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各藩国却仍保有很大的地方自治权力。各藩在对将军尽忠，为将军服役的前提下，“对幕府有相对独立性和义务，各藩的内政，为幕府‘所不干予’”。［5］(p112)各藩国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独立的司法权、行政权和税收权等，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对幕府的政策、法律政令有变通执行的权力，有时“甚至可以反其令而行之，进行地方割据，培植离心力量等”［6］(p63)。由此可见，日本的这种幕藩统治政体的实质是幕和藩“彼此对立，互相依赖，处于均衡状态，实行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地方割据统治”，［7］(p93)因而使明治维新具备了政治上既统一又分裂的这一客观的社会条件。

    第一，幕藩体制下的日本，“虽有某种割据，但基本上实现了封建统一”。［8］(p189)如上所述，幕府拥有藩国无可比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又用“参觐交代”，兵农分离等政策、法令钳制各藩国，限制他们的军队规模、防御工事，要求各大名尽忠，并承担各种义务。将军实质上已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因为这种政治体制“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而且行之有效。因此，这就使江户时期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期稳定局面”，［9］(p82)从而促使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级实力的增强。据统计，日本1600年的人口仅为1800万，至1725年猛增至2600万。全国三大城市中，江户人口接近100万，而大阪和京都的人口也达到30万之多。人口的增长，势必增加了对商品的需要量，商人也就有动力把剩余资本投注于新的生产方式——家庭包工制度，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自闭关锁国后，日本政府虽严厉限制海外贸易，但是由于地方自治性权力的存在，部分藩国仍可以从荷兰或间接从中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活动，引导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发展与进步，成为倒幕维新的根据地。“实际上，大名在自己藩中的政治集权比幕府能够在天领上行使的权力大得多，因为这里不存在中间环节——分封。”［10］(p 477)因此当幕府实行绝对统治政策的时期，各藩特别是“西南诸藩乘机与幕府背道而驰，进行诸如减轻贡租负担，殖民产业，整顿财政，打破门阀制度，擢用中下级武士，奖励西学，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和军事技术，派人留洋学习等。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地方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尾大不掉，幕府失控”。［6］(p 63)

    第三，在幕藩体制下，幕府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和兵农分离政策，对广大农民和中下级武士阶层进行压迫、剥削，最终促使他们起而反之，特别是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倒戈，运动浪潮滚滚而来，埋葬了德川时期。武士阶层是日本政治结构的一个特有现象，由大目付、若年寄所管辖，属于统治阶级行列，领有一定的属地，并将之租给封地内的农民以收取一定的贡租。但是随着政治统一和安定局面的到来和巩固，社会并不那么需要大量武士的服务。再加上幕藩体制下的兵农分离政策，使得大名拥有的土地绕过武士阶层直接租贷予农民，而不再封给武士，使武士脱离于土地之上，只向大名领取数量既定的米俸（藏米），把经济生产过程，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交予民间办理。“武士阶级从此割断了与社会基层的联系，迈出了自我消亡和第一步。”［12］(p129)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年贡的货币化和生活用品的商品化，使得商人逐渐积累了社会上的大量财富。但各藩的财政却是日陷窘态之中，因此只得拖欠、挪借，缩减给武士的米俸。而武士本来领有的俸禄就不多，且要为二年一次的参觐交代和双重的都市生活而花费颇多，生活更趋穷困，对大名是恨主如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士们只得改投其他行业，如经商、从教、参与家庭手工业等，从封建等级中逸离出来，成为讨幕战争中的中坚力量和维新的思想领袖、政治领导人。

    与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原先为统治阶层的浪人武士却作为骨干参与、领导了农民起义。影响较大的有岛原、天草起义等。一方面，这些运动给幕府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也迫使各藩特别是西南诸藩进行某些调整生产关系的改革，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等，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最终成为讨幕倒幕的根据地。

    日本幕藩体制的政治机构，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为社会发展营造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也使各藩能够有半独立的自治权以开展藩属内内的各项政策，使生产力在各藩有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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