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学的传入和影响

    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处于“锁国”状态之下，但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学习却没有由此而止步。17世纪30、40年代幕府实行一系列锁国令后，还留有长崎一港与中国、荷兰等国交往。他们要求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向幕府提供一份有关中国、东南亚及西方各国的情报——“风说书”，以便幕府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世界。而于宽永七年（1630年）开始实施的禁书制度，其“禁书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其目的并不是要禁止所有外来文化的流入。简而言之，禁书的目的同样在于禁教”。[21]（P53）因为“当时幕府对西方学术并不担心，没有把西方学术和天主教联系起来加以排斥。即使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也是个别的，实际上没有证据表示禁书制度妨碍西方学术、引进”，[21]（p66）所以西学仍可通过“风说书”这一方式直接经荷兰和中国传入日本。如《红毛火术录》、《南蛮天文书》等。1720年禁书制度解缓、德川吉宗下令准许输入与天主教无关的西方书籍后，西学的传入速度加快，逐渐形成以研究、摄取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学问—兰学。之所以称为兰学。是因其以荷兰语为媒介之故。这种西学日本化的出现使日本产生一大批具在革新精神和近代西方科学意识的兰学家。他们著书立说，招生讲学，翻译外文书籍，把西学源源不断的输入日本，为变革中的日本社会输送大批人才。1811年，德川幕府还在天文台内设置专门的翻译机构。“到明治维新之前，西学已在日本成为一股无法压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思潮”，[23]（P112）为了解和认识国际形态、资产阶级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以及近代殖民兴业路线的形成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是促使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口号提出的根本原因。同时，江户时期，西学的传入，使日本封建阵营形成了一个相当数量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一个倾向资产阶级改革的革新势力逐渐形成。[8]（p175）

    （二）中国儒学的日本化及其影响

    第一，朱熹“攘夷狄以尊周室”的学说早在德川幕府前期已传入日本并逐渐发展为日本的尊王攘夷思想。“所谓‘尊王’就是尊奉天皇；‘攘夷’就是排外。这种思想本是实行锁国，维护幕府统治的理念。到了幕末，下级武士的‘尊王攘夷’口号却是用来反对幕府的。”[3]（P14）“这种‘尊王攘夷’政治口号的提出，适合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符合日本民族渴望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心理要求，具有极大的号召　力。”[24]（p36）幕府时期，天皇虽是一个名存实亡的人物，但天皇的象征性地位仍保有很强的坚固性。每一代将军继位时都须经过天皇以神的名义加以确认，这就形成了日本社会二元制结构的特征。一直以来，天皇这一身份并没有为人们所遗忘，相反在武士阶层中还保有很强的尊王意识。随着将军主政下的幕府出现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激发了人们潜意识的尊王思想。如幕末时，平田笃胤父子认为天皇之权久为幕府将军所夺，此时应还政于王。同时，西学的传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在被迫‘开国’后，先进思想与革新势力迅速结合从‘尊王攘夷’迅速发展为‘倒幕’‘维新’”。［２５］⑤

    第二，朱子学内部理论纷争，导致出现了近代日本理学的新趋势：“是把欧洲实践科学包括到理学中去，是运用实践知识和欧洲科学成就”。[２６]（p75-76）江户时代的日本是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务虚，力主静坐反思，轻视实践活动。与实贵证、重实践的近代学风相悖。因而在“17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封建社会出现了种种矛盾，而作为幕藩体制理论的朱子学在克服现实社会的矛盾却显得无能为力”。[22]（p64）面对此情此景、朱子学内部发生严重分化，在儒家哲学轨道上发生了世界观的偏移，出现了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重视实践和科学的“实学”，打破了“性情论”的权威，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演变趋势。[27]（p113）

    第三，阳明学在思想上的先导作用。阳明学是传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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