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江户时代经济方面积极性因素的出现

    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一个世纪里，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商品经济在锁国体制下顽强发展，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为适应这种需求，1661年在越前福中藩发行了纸币“藩札”。17世纪80年代逐步扩大到全国的八十八个藩，并在随后推向整个日本社会。[14]（p371）于是，在国内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下，有了信用业务的要求，并最终促使钱庄的出现，从事与今天银行相类似的业务。光大阪，“据说已有钱庄120到200家”，［13］(p255)这就完成了全国性信贷制度的确立。它的出现，使“资金流通，产业聘用经理及技术公用的原则”[14]（p120）的继续展开有了保证和依靠，从而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条件在日本社会的发展。此外，诸藩在面临财政危机的情况下，推行恢复农村经济，奖励本地特产，实行藩属专卖制，控制金融，发行“藩札”的改革 [15]（P391）也促进各藩的经济发展，壮大了各藩的实力。“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宽永锁国令之后，贸易反而增大了”。[16]（p395）

    幕府向全国各藩发布“禁止诸藩在各要隘设立关卡和关所”[15]（p331）等规定有利于国内市场的形成和交通的畅通。在参觐交代制下的大名和家臣们，为了支付在江户的巨大花费和来往于藩与江户间的旅费，他们便将年贡物资和地方特产运到大阪销售。久而久之，使大阪变成全国的集散中心。之后，由于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农民也将大量的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再加上为了适应参觐交代制度的遍布全国的通讯和运输渠道。全国市场的形成已是大势所趋。另外，日本还有着较为发达的交通路线。“陆路以江户为中心，五条干线分别通往京都、歧阜、甲府、日光和青森，此外还有支线；海路则有江户至长崎，江户至大阪，江户至奥羽和北海道至下关等四条主要航线以及各地之间的短程航线。” [17]（P23-24）所有这些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渗透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在幕藩体制下，还出现了拥有商品、钱庄、土地的商人兼地主阶层，“町人阶级是作为幕藩体制的否定因素出现的，町人阶级的发展是导致幕府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18]（P68）商人的兴起在日本有着特定的环境。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中国地主制不同的是，江户时代的日本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由于土地不可随便买卖与转手，武士阶层脱离土地只能领取既定的稻米作为俸禄以及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因此，武士们不得不将领取的稻米委托给商人专卖，并从商人处购得所需商品。另外，商人们通过经销大名的实物，收支出纳汇总货币等业务，从中谋取暴利，逐渐积累社会上的大量财富。据估计，在宽政年间（1790年），“日本国富的十六分之十五，被商人所收，十六分之一，被武家所收。”[19]（P28）当大名、武士和农民出现财政上的困难时，都向商人借贷。以至出现“大阪商人一怒，天下大名为之震恐”的局面。不可否认，这种町人阶级是由幕府扶植，但是“政府对商人只能征收少许城市居住税，无权过问他们的经营与管理情况” [11]（P128）却使商人在经济实力更是有恃无恐，剧速增长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德川时代的商人集团中，已经孕育出堪与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的经济力量。”[20]（p64）这样，就致使商人所控制的商业资本不断地渗透于农村，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动摇了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封建领主土地制，促使农村出现阶级分化。这些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为倒幕运动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充当了明治维新建设近代化经济体制的跳板。

三、思想文化在江户时代的长足发展

    日本作为一个毗邻中国的小岛国，长期以来受到华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基于这种现实，日本人努力拓展自己的视野，大力向外学习，造就了大和民族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民族特性。在所谓的“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吸收并没有止步。相反的是日本人民通过引进、学习、吸收等形式，依据本国情况，对外来文化形成多层面的基本态度，使思想文化在江户时代也有着长足的发展，从而对明治维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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