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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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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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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视角中，我将试图在东亚体系中（尤其是日本）考察彼得·伯克的一系列论点。
4．1 历史研究与法律判决
正如伯克所指出的，历史研究和法律判决之间的类比也许只是存在在西方的思维里。如果十九世纪早期的东亚历史学家读过卡诺·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法官与历史学家》（都灵，1991）的话，在那里金兹伯格把历史学家描述为传达对社会世俗事务的判断的人，那么毫无疑问，这会引发东亚历史学家们的思考：“史学不应该是做那样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接下来，他们也许会重新开始思考：“历史学家……评判历史的人？哦，他一定是一个法官，在政府的特别权威之下对历史的伟人们做出评判。”因为在日本，尤其是在中国，史学是比法律判决重要得多的事情。历史是对过去的重构。这比仅仅去评判在一个特别事件中个人或集体的对错的行为要伟大得多。
如果我们去看早期的现代日本历史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和法官的类比就不会出现了。我们几乎就不会察觉到那种想法对他们历史研究的影响。因为这个时候的日本历史研究确实树立了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探寻历史的因果好比是揭开一个神秘事件的面纱。人们想过会出现它与法律评判的类比，但在日本和中国，都是找不到那样类比的线索的。
日本审判制系统的悠长历史也引发人们期望发现法官和历史学家之间的类比。日本法律审判机制的传统要追溯到七世纪；并且到了十二世纪，最后的判决也是建立在书面证据的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因为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伪文件）。然而，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与历史研究的概念结合起来[13]。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历史研究从传统的中式历史研究方法转向到了兰克后模式化的西式史学，才开始有了“对过去进行判断的历史学家”的意识。在号称为“抹杀博士”的重野安绎那里我们发现了这种意识的典型例子。通过给日本历史提供“作为判断的历史”的方法，他重新检查了 《太平记》并且证明了十四世纪的军事将领儿岛高德从未存在过[14]。
在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引进之后，这种情况是与史学的官方角色的减弱以及历史在大学单一学院领域内的狭义化相联系的。即，为了历史学家能在这个新的“大学”体制下生存，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必须有他自己的“专业”。因此，为了把自己与业余历史学家区分开来，大学历史学家创立了“文献研究”、“因果关系研究”，和“史源学”这些专业。作为历史研究一个部分的“文献研究”也是在引进西式历史研究方法之后出现的一个现象。在西方，历史研究的“职业化”仅仅是在历史转向一个独立的学院领域中产生的结果。然而，对东亚来说，现代西方历史研究的引进则是宣告了以综合描绘整个世界为目标的东亚式史学的终结。
4．2．注释学
根据伯克对注释学的论述，可以看到传统东亚历史研究和西方的注释传统是相近的。举日本编史传统的例子来说明。像在中国一样，日本的历史编撰工作也是以政府为中心角色来发展的。日本的编史传统始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Chronicles of Japan）的修撰，从那以后一直延续了下来。即使是在1868年上台的“现代政府”明治政府，也在内阁建立了专门的历史研究机构[15]，以保持这一编史传统。
在这个编史传统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它与西方《圣经》注释学的相似性，尤其是在“关于《日本书纪》的讲解”中。这些研究《日本书纪》的会议，从八世纪早期开始举办，随着在十世纪成为一件公开的朝廷大事后，被宰相以下的许多朝臣和官员所从事。这些讲解的焦点不是为了探讨《日本书纪》的真实性或者讨论它的意思和意义，而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对课本的权威并规范的解读。当我们阅读记录了这些讲解的三卷本《释日本纪》时，我们发现它的中心并不是去批评考究《日本书纪》――如果把它视为相当于西方的圣经评论的话――而是为了认定《日本书纪》为唯一的权威并且讨论如何理解它里面的基本信条[16]。
然而，确切地说，官方历史的注释学研究并不能被认为是“历史”；在东亚的传统中，它甚至被降格为属于“历史阅读”。相形而言，构建官方历史的实际任务比注释学要繁复得多，因为那是对于过去的持久构建。当东亚政府的编史者编撰前代的官方史书时，他们是为了用它们来代替历史事实本身。通过毁坏用来书写官方历史的原始历史材料，历史学家们就有效地堵住了未来的通向历史事实的通道，而把它的位置转移给了官方历史，他们认为它可以拥有与历史事实同样的存在地位。能够被保留下来的只是官方历史，在官方历史占据这个位置后，其它任何与历史事实的联系方式都显得软弱无力。从而，传统东亚编史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或再现过去，而是为了构建历史——这种构建同时要排除任何将来的重构。这样下去，这些官方历史的后继研究将仅仅被视为是注释学，一种“历史阅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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