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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时间:2009-7-24 13:57:55  来源:不详
史的这样一种信念。大学史学家研究传记数量的急剧下降是现代日本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专有名词被专业的史学家排除在外的同时,在大学系统之外从事研究的“非专业”史学家也就渐渐地穿上这件外衣。专业和非专业史学的这种关系与伯克的另一个问题紧密相连:“正如怀特在诸如兰克、布克哈特、托克维尔这些例子中所认为的,本土文学流派是否在有意无意地扮演着与历史学家同样的角色?”
  日本史学家由于历史研究的现代形式而脱胎换骨是深受如兰克、布克哈特、托克维尔这些史学家的影响的,实际上是在这些欧洲人之后模式化了他们自己的研究。事实上,日本史学是以两个彼此对立的方向发展的。那就是,当日本历史领域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将自己分为“学院史学”和“非学院史学”这两个阵营(还有一种说法,即“公共史学”和“私人史学”)时,非学院史学是在基佐和巴克尔这些史学家之后模式化自身的。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在大学供职,他们的研究就只能被命名为“非学院”历史。二战后,这一非学院的传统得以继续是依靠所谓的历史小说家的努力。他们虽然无法达到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摹仿论》(Mimesis)中所描绘的现实主义阶段,然而,相形于西方所认为的历史小说家,日本历史小说家却是坚持着严格的历史文献研究和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标准。按照日本人的看法,像朱尔斯·米舍莱(Jules Michelet)这样的西方史学家的著作就会被驱逐到历史小说的地位。实际上,日本历史小说家注重的是那种比米舍莱更贴近于历史事实的细节描写。按照西方的标准,也许可以很放心地说日本的历史小说家是史学家,或者可以说是历史随笔作家;而仅仅是日本历史专业和东亚的规范传统把它们定位在了学院历史领域之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历史小说家在初级和中级学校对日本人所作的历史介绍,深刻影响了大多数日本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
 
  6.
  这些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史学所扮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色。比较东亚和西欧的史学,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课题。在一个特定的文化里思考历史的角色,我们几乎总要回到马克·布洛赫的基本问题:“历史的作用是什么?”[20]为了调查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分发了一份问卷给126个历史专业的大学生,问他们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结果,其中有三十八个人都回答:“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从过去中有所收获。”在这三十八个人中,又有十九个人回答时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即“告诸往而知来者。”[21]有趣的是这些历史专业的日本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是,历史是“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学院历史研究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创立出来,却恰恰是以它把自己从历史的道德视角中分离出来为前提的。然而,即使到了现在,这些学生仍然不能分辨出自己的学科是如何区别于其他任何学科的。
  可以肯定的是,在东亚和西欧,过去都被理解为“一面镜子”。这在我们的历史意识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潮流,而不去思考历史本身的特别意义则是错误的。正如我先前提到的,东亚这种“作为人类明镜的历史”的解释框架是十分危险的,一如沉浸于基督教天启信仰的西方社会[22]。它的危险是因为,如我更前面提及的,东亚世界的历史是人类判断的唯一基础;简而言之,它是“人类唯一的镜子”[23]。在传统的日本,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巨变之前,毫不夸张地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是史学家。
  这里我想就史学由一个旧的道德视角转向一个新的框架体系总结一下我的观点。这两者的冲突就是我所说的“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的对立”。在这一冲突之前,历史研究在西方是属于认知的领域,在东方则是一套规范体系。然而,在这一冲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东亚的史学仍然在根本上保留了其规范型的特征。东亚的历史总在建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规范。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当一种特别的历史研究形式(比如纪传体或编年体)出现时,它马上就会被规范化,并且这样的历史书写会代代相传。这些模式被保存下来,公开被政府承认,正是因为它们是被视为规范。于是,尽管日本人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已经积极吸取了西方认知型历史研究的方法,规范型的传统也仍然得以坚持。这就是我在前面所陈述的:“即使成分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史学作为整体的性质也能不为所动”。拿日本来说,尽管史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变化,由公立机构编撰历史的传统至今依然繁荣——实际上,规范型史学的传统也基本上从未中断过。由此可见,人们只需要去领会当前的历史教材或者本地所“书写”的历史,从而能严格去把握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在本地历史的例子中,是本地政府)的权威精神和“规范”历史就绰绰有余了。
  相对而言,十六世纪后,西方的历史研究相对于那个时候其他的学院领域,已经构建了它自己的有别于当时其它学术研究的认知世界。新的“认知的方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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