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指出，19世纪以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阐述这个问题时，他运用了“词汇”和“语言”（Vocabulary and Language）的比喻。他指出，19世纪以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思想和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是“词汇”的变化，而是“语言”的变化；不是量（quantity）的变化，而是质（quality）的变化。在他看来，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冲击，属于“词汇”的变化；而19世纪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则可称为“语言”的改变。为什么前者只是“词汇”的变化，后者却是“语言”的改变？列文森说，“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没有对中国整个社会产生过冲击，它与中国的接触仅限于思想方面”[8](P143)；而19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全面的社会冲击，并不限于思想[8](P140-145)。列文森说，“只要一个社会在根本上没有被另一个社会所改变，那么，外国思想就会作为附加的词汇，在国内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但，“当由外国势力的侵入而引起的社会瓦解开始后（这种情况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发生过，而且在中国也只发生在十九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后），外国思想便开始取代本国思想”[8](P141)。所以，社会“语言变化”不是一般的变化，是涉及社会本质的、刻骨铭心的变化，是外国入侵、非单一思想冲击背景下的变化。列文森的这一比喻，深刻说明了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性质所发生的剧变。

      列文森灼切地关心着19世纪西方的巨大冲击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困境。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无论保守或激进，都共同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即“理智上想与中国思想疏远，但感情上又要认同中国思想，因为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中国人身份”[8](P67)。列文森提出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理智上疏离传统，而在情感上倾向传统”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捕捉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夹缝中寻求出路时彷徨、矛盾的心态。时势危亡与西学激荡，确实使当时知识分子承受了一定程度的内心煎熬与磨折，列文森正是在这一点上透视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然而列文森的断语下得过于斩截，他显然忽视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中国近代人物自身的复杂性。中国近代人物往往比较复杂，越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越是如此，如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等。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两脚踏东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是中国近代一些思想者思想发展的特点。

      作为一名思想史家，列文森不仅精通历史学，还通晓哲学、社会学、美学和艺术。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他以其深刻的审美领悟力，对明代和清初一些有代表性画家的绘画风格进行了分析。虽然列文森的研究资料中，并不真的用图像性的绘画，而更多使用的是文字性的绘画史文献，但他试图通过对明清绘画史的分析来揭示儒家文化精神的特质，所选取的角度是十分独特的。列文森说，明朝末年，画界已形成一种风尚：即官僚本人就是画家，并且特别喜爱自己的画，而那些专业画家反而受人冷落[8](P17)。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列文森认为，原因很简单，儒家官僚“轻视职业化”[8](P18)，崇尚“业余理想”（amateur ideal）。所谓“业余理想”是相对于作为现代精神的理性化、专业化而言。儒家这种“业余理想”的背后，实际体现的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列文森的“业余理想”说，确实抓住了儒家人格形态与现代社会分工下的专家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儒家的理想人格形态是全面型的，其所内涵的人文要求既是道德的、价值理想（目的）的，同时也是普遍文化的、“智（知）的”。儒家所代表的人格形态是人文学的充分体现。一个人可以是一个诗人、画家，同时还做政治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是全能的。而韦伯（Max Weber）认为现代人的最大特征是职业属性，现代化的过程是职业化、专业化、官僚化、理性化的过程。受韦伯思想的影响，列文森认为现代文明是一个专业化的、以科技为主的文明，在专业分工越来越明细的现代工业文明里，儒家的“业余理想”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专业技术性人才”是相对立的，所以儒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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