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列文森不仅见识深刻、眼光敏锐，而且研究特点也颇鲜明。这里不妨对其研究特点做一约略探索。

      其一，浓厚的“犹太情结”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深刻影响。作为一名犹太学者，列文森对犹太文化有着深刻的关怀，对犹太教有着虔诚的信仰，这种关怀和信仰使他的历史研究带有很强的“精神性”品格。列文森去世后，其手稿《犹太身份的选择》一文于1976年发表，据其妻罗丝玛丽（Rosemary Levenson）介绍，该文是列文森一直在构思的一部有关犹太教的著作第一章的草稿。罗丝玛丽说，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位似乎非常专业化、学院化的历史学者的生活、思想、宗教信仰与他的学术成就，并不是互不相干、彼此孤立的[10](P177)。列氏的“犹太情结”确实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很深刻的影响。正如罗丝玛丽所指出的，“列文森处理中国思想史所凸显的一些基本问题与观念，诸如历史与价值、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紧张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于犹太教徒现代窘境的感受和领悟”[10](P178)。

      “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张力，是列文森中国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他认为，19世纪，西方的冲击使中国现代思想家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文明产生疏离。历史与价值，特殊的文化与普遍的真理，“我的”和“真实的”，在现代中国思想家的心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中国历史上传给他们的各种价值，只是仅仅具有历史的意义，在现代已成了死物，成了妨碍创造力的一种因素”[8](P353)，而真正的价值，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都是和西方文化相联系的。所以，价值来自西方。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说：“列文森对由于文化移植而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处境具有精确的意识。他认识到，某一民族、社会的存活需要一种新的异质‘真理’，此种真理将否定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传统价值，为此他们会经历一种巨大的精神迷失。列文森几乎经常是以一种反讽的心境来面对这种困境，而他实际上怀有某种同病相怜的感受。”[10](P103)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儒家传统已经失去真正的价值，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中国共产主义者“通过把过去放置到博物馆中去的办法，使自己与过去连接了起来”[8](P373)。因此，他认为儒教的命运是一个悲剧。列文森对儒教命运的描述，实际上源于他对犹太教的一种忧心如焚的终极关怀，是对犹太文化前景的描述，甚至是对所有古老的精神文明的描述。在他看来，现代化是一把摧毁传统的利器，没有任何传统可以幸免。被“博物馆化”（museumization）不仅是儒家传统的命运，也是其他重要的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命运，这些文明将来都要被以西方为代表的、以工具理性为主的价值所取代。虽然列文森对非西方文化传统的现代命运过于悲观，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然而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不仅中国的儒家文化，其它文化如希伯来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现代变迁，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留本民族文化价值和特性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与思考的焦点。

      其二，列文森的历史研究中具有较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在归纳研究中国思想的五种方法时，将列文森归为“思想史家”一派，他说，“思想史家能深入钻研到有关的文献材料之中”，他们有着“习以为常的哲学癖好”[11](P10)。的确，列文森的历史研究中充满了形而上学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更象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历史哲学家。他的历史哲学具有较为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

      列文森曾经这样写道：“绝对主义是眼界狭小的代名词，它意味着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永恒性混淆了起来，亦即将其具体理性与普遍理性混淆了起来”。当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其它的时代时，如果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历史的裁决者，而仅仅是一个新来的人，自己只拥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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