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还把历史学家比喻为炼金术士（alchemist）。他认为过去的历史是否有价值，要靠历史学家来点石成金，历史学家显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点石成金的机会，就是使那些似乎没有价值的东西成为无价之宝”[8](P349)。列文森十分相信思想洞见对于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那种“纯客观的”编年叙述，也许并不如某些人所自认为的那样接近历史的真实。他曾经告诉他的学生必须接受“历史只是一种个人的洞察力”的观点。但他又认为，也不必把这看作是“一个绝望的建议”，他希望这只是“一个优秀的建议，一种道德的必要”。他认为，“学者的客观性不应该成为他对自己的文化问题的一种逃避。生活在和致力于对任何现实的一面进行完全的、冷静的描述，是贫瘠的”[12](Manuscript notes for Levenson’s historiography seminar at Berkeley)。“事实不是研究的目的——作为论文世界里看得见的事件，它们在好的历史著作中（和在好的历史学家的心灵中）是被遗弃的”[12]( Manuscript notes for Levenson’s historiography seminar（History 283）at Berkeley, “History as Art and Science”)。

      列文森认为，“历史并不是一切，在每一代人中，当前总是最珍贵的”[8](P347)，因此，历史学家有坚持他们自己观点的特权。因为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信仰，通过认真对待自己的时代，才可能理解过去人们的信仰和道德承诺，“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是其传主世界之外的阿基米德杠杆的作用点”[8](P348)。只有那些给现在以应有评价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给过去以应有评价的相对主义。对自己的标准之历史相对性的承认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标准，也不需要这样做。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真理，即使真理不能够认识，也应如此要求。因此，“相对主义对历史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是一种基于承认同时代的价值标准，而不是排斥这种标准的相对主义”[8](P348)。

      其三，列文森在阐述问题时，喜欢用二分法，诸如“传统—现代”、“历史—价值”、“理智—情感”、“文化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世界主义”、“主观—客观”。这些二分法都是排斥性的，非此即彼，这反映出列文森作为一个典型的美国学者的一种思维方式，讲究对立，喜欢走极端。

      列文森的“传统—现代”二分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美国中国学界有很大影响。列文森认为中西方文化在18世纪时发生了根本的区别。西方文化在18世纪时有了“现代性的突破”，使西方文化价值观突破了区域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价值观，如平等、人权、自由等等，而中国却一直不承认西方18世纪以来的价值观的普遍性。而且，中国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代表的西方文化在精神上是对立的，不相容的。他为儒家传统的没落倾颓而感伤，他的痛苦之源在于其坚信，儒家传统“只有归途，而无出路”[13]( P.xvii)。

      列文森深受韦伯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与科学理性所支配的现代世界是极不相容的，即“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虽然他警告我们，他所提出的二分法并非“历史上实有其事之僵硬的对峙”，而是“为了解说（而不是勉强泊凑）生命处境的方便善巧”，他的范畴分类是用于解说“心灵、处境和事件三者之间的纠结、混乱，以及无所区分的性质”。他很清楚，“二分的正反对立是抽象物，只提出来使我们了解到定义中的‘僵硬对立’是‘如何’与‘因何’在历史过程中缓和下来的”[13]( P. xi)。可是在他对儒家传统现代命运的分析里，其二分的“僵硬对立”显然连历史的缓和的可能性都受到阻碍。传统人文的中国与现代的科学的西方（无论如何狭隘的界定），两者的互不相容被视为是绝对的，纵然科学主义在中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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