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对儒家传统价值的否定与“五四”时期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思路是一致的，虽然这其中隔着好几重公案。列文森和“五四”激进知识分子都认为儒家传统与现代化背道而驰，但二者的心态是不同的。列文森的学生说“他曾为儒家文化悲泣流泪。他并不认为儒家的销声匿迹是件好事”[14](P300)。可见他的心态是非常悲观的，在感情上不愿意看到传统的没落，在理智上又不得不做出传统必然没落的结论。这与“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五四”主张打倒孔家店的知识精英们的心态是乐观的，他们认为中国达到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语）阶段，只要将传统扔掉，便可走向现代化。

      其四，列文森史学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他有着强烈、深刻的问题意识。他曾这样写道，“对中国的兴趣缘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困扰中国的那些问题正在越来越变成困扰我们的相同问题。我没有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地区，而是看作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一个大同的世界被我们分享的”[12]( Manuscript notes for Levenson’s historiography seminar (Fall 1968) at Berkeley, “Dimensions of an Historian”)。列文森一直在不断地追问着，用他特有的方式。1967年以前，他主要关注的是时间问题、“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张力问题。在完成《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之后，他渐渐转移了关怀视角，从1967年开始，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对空间问题的关注。他开始计划一部关于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新“三部曲”，然而他的意外去世使这一新的“三部曲”也随之夭折。1971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将他的三篇演讲稿结集出版，名为《革命与世界主义》（1971年）。

      列文森在他的著述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相当深刻，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关系到中国近现代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们知道列文森一直很关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虽然他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有失僵化与片面，但应该承认，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确是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突出问题，是中国近代优秀思想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列文森看到的梁启超所碰到的问题和中国所碰到的问题，基本上也是他所接触到的“五四”时代思想界知识分子所碰到的四大问题，即古今中西之争，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问题。陈旭麓先生曾经说过：“近代是两极相逢的时代，中与西、新与旧的对抗与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15](P269)当然，列文森有时给人的感觉是将中西对抗仅仅看作是文化对抗，则是不正确的。

      就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而言，20世纪50至80年代主要集中在三大问题：一、“现代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及与中国思想传统的关系”，二、“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其中，“第一方面是最主要的”[16](P373-374)。可以说，列文森与这三个问题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第一个问题，他的著作是研究这个问题的起点。“他提出了一些富有生命力的问题，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潜心研究这些问题”[16](P374)。

      列文森不仅提出了一些富有生命力的问题，而且他的提问常常一针见血，击中问题的要害。柯文指出，列文森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许多分析，“充满具有长远意义的真知灼见。如果说就他提供的答案和所收集的材料而言，还不能这样说，至少就他所提出的问题和提问题的方式而言，则完全可以这样说”[2](P48)。施瓦茨说，列文森方法的主观性将“继续困扰着列文森中国学的后继者”，但是“他提出的问题仍然被继续追问：为什么把西方的敏感带入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怎样使中国学研究对我们关于西方历史进程的假定提出挑战”[4]( P354)？

      综上所述，列文森是一位卓越的美国中国学家，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可谓成就显著。其学术成果和研究特点，为国内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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