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明确宣告的那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正确的，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德先生”、“赛先生”不仅是革命的武器，也是自身建设的法宝。回顾党的历史，只有在坚持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时候，党的革命事业才能免入歧途，党史上无论是“左”还是“右”的严重错误，都是偏离了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所致。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进一步改造，同样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双翼和两轮。 

    三、陈独秀精神是爱国主义的精神

    祝彦先生在《尊重历史，尊重陈独秀》一文中指出，“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并褒扬陈独秀一贯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举例说明了陈独秀一生的爱国精神，足以服众：

    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就以饱蘸爱国热情的笔墨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7000余字，从国防战略的高度，阐述了他对加强长江沿线防务重要性的观点。这是中国的大门已被打开，中国正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时刻， 18岁的陈独秀撰写的一篇充满了爱国热忱的论文，希望清政府能够意识到危机四伏的现状，加强长江国防。

    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陈独秀在安庆发起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并召集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愤于中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

    令人敬佩的是，陈独秀始终把爱国主义摆在首位，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一走出了国民党监狱，即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为了同仇敌忾，陈独秀毅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他深明大义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也很感人，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陈独秀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有他深刻的理性思考的，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炎黄子孙具有永远的警醒意义。陈独秀说:“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预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家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至于“国家何物，政治何事”，一概不知。如果与他们谈到国家之事，总认为有皇帝官府作主，与老百姓无关，不知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国大乱，家何能保”的道理。

    为此，陈独秀提出了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遵守的“五字格言”，力求国民性质得以改善——

    (一)“曰勤”:必须以勤勉改变“吾华惰民”之习惯，从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看，“故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所以“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否则，“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隳”!

    (二)“曰俭”:如果每个人贪食渔色，奢侈成瘾，必然“堕落人格”。倘若国家奢侈成风，必然“国力虚耗”。所以，陈独秀大力提倡勤劳节俭，主张“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其金”。

    (三)“曰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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