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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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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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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各种流派、出现了不少很有影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及其相关的理论、方法，文化人类学看起来是一个很成熟的学科、是研究古代人类历史文化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它仍然是一种“西方”的东西，这个“西方”包括西方价值观、西方中心观、西方人对于土著居民、落后民族（相对于西方工业文明而言）的优越感以及西方人的或许并不适用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等。美国人类学家卡尔弗顿说：“人类学的生长和演进论的发展密切地联合在一起。两者如不曾互相帮助便不能有大进步，两者的发生都表示19世纪的一种趋势：即以现在为准，而解释前人的观念，判断以前的制度”，而中国现今接受和运用的正是以摩尔根为象征的主要属于演进论、演进派的东西，如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历经“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阶段论，以及斯宾塞、泰勒、弗雷泽等人的论述和观念。因此卡尔弗顿下面这一段话大略可以借用来表达笔者的意思：
“人类学的起源，便是在这种文化环境里头。使演进论成为新知识力的那些经济因子、社会因子也同样使人类学成为演进论的附属物。演进论于是成为人类学的基本结构。自1871年泰勒的《原始文化》出版后，19世纪人类学的历史，便是应用演进论以讨论人类的过去；应用时必牵连及于19世纪的‘价值’（译者林惠祥按：似指文化），而这种价值常指维多利亚时代的。换言之，那时人类学家的研究原始人类，不是要寻究他们是怎样的，而是要证明它们所推想的原始人类应有的状态。他们不自觉其错用了演讲论，以为19世纪文明的‘价值’既然超过其他‘价值’而生存，自然是道德上进步的最高点。于是他们便要在原始生活中寻出最低等的行为来。他们在不自觉中，把自己的理智，高置于原始人类之上。在这里，是整个心理都在这样活动着，不止是科学上的一种错误。这种心理，是由于19世纪巨大的物质进步和将要完成的新意识的武器所养成的。这种心理，使那时的人类学家不能如其真相地运用事实和解释它。他们的研究原始人类象猜谜一样，多方改变事实，以求解决他们急于要寻出普遍的演进定律以解释人类怎样由粗陋的原始时代进到精美的19世纪文明。这些人类演进派的人类学家受了摩尔根的影响，便断定社会曾经过几个一定的阶段，自低等进到高等，而时代的文明矗立于其顶点”[77]。
中国考古人类学一代宗师李济说：“过去民族学的发展，至少在材料搜集这一方面说，完全是研究者对于一个文化不同的民族进行的工作。说得更具体一点，是欧罗巴人对于非欧罗巴人的观察、分析及解释。在向这个方向的推动中，民族学家遵守了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就是一切民族学的观察，都是从上望下看的……我们应认清楚的就是：用这种态度看他的对象，当然那对象的形态、光线、色彩，也只能限于这个角度所表现的了”[78]。另一位考古学、人类学著名学者张光直认为：“这两项结论——即中国文明起源程序与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的古代文明的起源相似，但是与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西方社会科学所定的规律不相符合——清楚地指出中国古史对社会科学一般原理的制订上面可以做重大贡献的方向。换句话说，它使我们觉察到了一件重要的事实，即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天对社会科学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虑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之上制订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现在社会科学里面已有的那么多原理原则，如果其中有的不能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的话，我们再不能说这是中国历史有特殊性、有例外性的了”[79]。在研究中国史前社会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常被国内学者引用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具有经典性意义，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础实际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对印第安人等土著部落和文化分析的结果，恩格斯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补充和论述了希腊人、罗马人、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化历程，因此它也是带有“西方”色彩的一个东西，用于中国的史前研究，仍然需要检验和“考验”。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童恩正先生在论及摩尔根关于人类历史经历“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之划分时说：“从全面的眼光来看，这种分期法很难说是某一个人的创造，它是西方学术界历史观长期发展的结果。正因为这种三段分期法的形成源远流长，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带上强烈的时代烙印，这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时代的名称所反映的种族偏见和欧洲中心论上”。他指出蒙昧（savagery）在人类学上实际应译为“兽性”，17世纪以来西方人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将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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