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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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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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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塔，则埃及金字塔只能被视为外星人或神灵、鬼魂的作品。
3、关于时空差距
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和观念主要来自于美洲印第安人土著、澳洲和大洋洲土著民族，它们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约距今10000年至4000年）在时间、空间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距（与世界上其他一些著名的古代文明如古代埃及、古代印度、苏美尔、巴比伦、米诺斯等文明相比，也是如此），如果不是人为地在其间划上等号，那么二者本来就各是一回事。虽然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在某一民族中、某一地域范围内都有可能存在传承几千年不变的因素，人类历史上的原始民族也会有文化上或多或少的共通性因素，但这两个“可能”始终都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和“一定”。所以那些身兼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二职，既熟悉中国考古、中国传统又熟知文化人类学的知名学者恰恰对将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和观念用于解释和理解中国文化和考古材料非常谨慎，如林惠祥、冯汉骥、李济、张光直等。
林惠祥先生认为：“蛮族的文化，虽不能全部当做文明民族所曾经的阶段，但总不能不说是比较的简单，富于原始性，比较文明民族的文化易于找出人类文化的原始状态。人类学家很可以将各种蛮族文化的原素综合出一个大概；这些综括出来的通则须有伸缩性，能够容纳不很重大的例外。这些通则或原理，虽不可以武断一切，但也有相当的价值，可用以为研究人类初期文化的参考，并试为相当的说明”[83]。李济先生也肯定“根据古器物学的资料，再加上民族学所描写现代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就可以把不能想象的、难以复原的古代风俗习惯，得到他们反射出来的若干比较可靠的影子”，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这批资料的运用，也有它的限制；若是运用得超乎于比较参考范围过远，就可能引出很站不住的，甚至于荒谬可笑的议论。因为这些资料具有丰富的刺激性，容易引起史学家的幻想；它们虽然可以帮助我们解答好些上古史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遮蔽史学研究的正常途径”[84]。他曾讲过一个来自民间的关于“洋苍蝇”的故事，1924年的夏天，有美国人在西安举办了一个扑灭苍蝇的运动大会。为了表现苍蝇的可厌可怕，宣传画中的苍蝇大多数都放大在十倍以上。但是那时西安四郊的乡下人看了这宣传画，大半都如此说：“怪不得外国人怕苍蝇怕得厉害咧，原来洋苍蝇比我们中国苍蝇要大十几倍！”李济先生说：“乡下人就他眼见的事实，加上一个解释，就上帝赋予人类一切智慧的水平标准判断，可以说是一个最有理性的解释”，乡下人并没有错。他认为知道事实真相的人（识字的人、到过美国的人、研究苍蝇的专家等）在世界上“决不占很多数目”，相反他相信世界上的人“相信洋苍蝇之说的人要占多数”。然后他问道：“民族学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所积聚的材料真可汗牛充栋了。但这些材料，有多少不是我适才所说洋苍蝇一类的记录？”[85]。
冯汉骥先生在1940年代不仅明确否定了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而且亲至汶川县石纽乡所谓“大禹出生地”刳儿坪考察，从多方面论证和分析，证明所谓“禹本汶山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谯周《蜀本纪》）等有关记载和传说均非史实而为古人附会和后起之传说。尤其可鉴的是，先生经亲自考察、深入探究，发现用以证明“禹出西羌”、“禹生石纽”的所谓羌人善治水掘井的传说实为“洋苍蝇”一类材料。他明确指出：“纵然说禹与羌有关系的话，亦不过指与中原附近之羌人而言，不必远到四川边徼来找关系了”[86]。六十年过去了，可以说冯汉骥先生的认识已得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证实：今人以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殆无疑议，则夏初或先夏文化必在河南境内，鲧、禹不可能生于四川。遗憾的是，今日尚有不少专家学者全不顾考古材料和事实，根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遗迹去论证禹生于四川刳儿坪、然后到中原干成了一番大事业之类，好象朱德跟刘伯承一样。
张光直先生认为：“民族学的模式，并不是什么理论，只是一些比较研究的蓝图，供我们研究史料的参考而已”[87]。他说：“要使用人类学的材料，必须先把它在现代民族的社会里的角色了解清楚，换言之，要对它做一番功能性系统性的研究，这样才能把它跟古代社会里的各方面契合（articulate）起来。把所解释的对象与它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广泛地联系起来，解释的说服力就增强了”。他批评“国内的很多研究是作一个陈述，即make a statement。就是说A就是B，而缺乏进一步的证明。作一个陈述容易，比如说某器物是做什么用的，某个社会是母系社会等，但这还不够，还要做进一步的证明，有把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文化社会的接触都找出来，接触点越多，就越令人信服”[88]。他认为“在考古学上要使用民族学的资料和原理，必须非常谨慎……民族学中的原理，通常是有限的适用性，绝不能把它做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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