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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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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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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绝无问题。而在疑古者则以为《汉志》所说，纯系揣测之辞．一种学说之起，皆一时聪明才力之士所倡，以应当时社会之需要．战国诸子之兴，亦系如此，与‘王官’有何关系？”而“在释古者则以为在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原来为贵族所用之专家，流入民间。诸子之学，即由此流入民间之专家中出．故《汉志》之说，虽未可尽信，然其大概意思，则历史根据”[8]。冯先生以“释古者”所作的解释，实际吕思勉先生就曾说过：
诸子之学之起源，旧说有二：（一），出《汉·志》，谓其原皆出于王官.（二），出《淮南·要略》，谓皆以救时之弊。予谓二说皆是也。何则？天下无无根之物；使诸子之学，前无所承，周秦之际;时势虽亟，何能发生如此高深之学术？且何解于诸子之学，各明一义，而其根本仍复相同邪？天下亦无无缘之事；使非周秦间之时势有以促成之，则古代浑而未分之哲学，何由推衍之于各方面，而成今诸子之学乎？[9]
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向之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取禄秩者，至此盖多降为平民，而在官之学，遂一变而为私私家之学矣。世变既亟，贤君良相，竞求才智以自辅；仁人君子，思行道术以救世；；下焉者，亦思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社会之组织既变，平民之能从事于学问者亦日多，而诸子百家，遂如云蒸霞蔚矣[10]。
吕思勉认为《汉书·艺文志》与《淮南子·要略》篇各举一端，本不相背。亦且相得益彰矣。前者言其因，后者言其缘。百家之兴起，远因是学在王官；近缘则是周秦之际的社会变革、世官世禄制度的破坏、王官失守和私人办学的兴起等等。认为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持《淮南子·要略》篇一端之说，“极诋《汉书·艺文志》之诬，未免一偏矣”[11]。吕说分别发表于1927年、1933年，可知冯说当从吕说化出。
又如关于古书真伪的“释古”。冯先生说：“如《庄子》与《墨子》诸书，本来写明为庄周与墨翟所作，故亦无所谓假。古人以为著作之目的，在于表现真理，只求将真理传诸后世，至作者为谁，则认为无关重要（西洋中古时亦如是）。如《庄子》等书，最初皆为零碎之篇章．经汉人整理，始成为‘书’。刘向刘歆父子即为从事整理先秦之学术者。逮经整理后，讲庄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庄子》，讲墨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墨子》，并不以其书为系庄周墨翟所手著也。乃后来不察当时情形，误认为《庄子》即为庄周所手著，《墨子》即为墨翟所手著，因启疑古者之疑。若此种误会一经解释，则疑古者之说，亦不成立，所谓‘妄既不存，真亦不立’也”[12]。此说实际出自余嘉锡。余嘉锡先生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以来，一直在辅仁大学中文系讲授目录学和古籍校读法，又在北京大学兼课。其讲义称为《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其卷一《案著录第一》有《古书不题撰人》节，说：
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
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汉·志》本之《七略》，上书某子，下注名某者，以其书有姓无名，明此所谓某氏某子者即某人耳，非谓其书皆所自撰也。今传刘向《叙录》，如《管子录》云：“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此特因其书名《管子》……而加以解释，以下即叙其平生事迹，于其书是否本人所作，或门弟子所记，不置一词[13]。
可见冯先生的解释，甚至所举《管子》例，皆余嘉锡先生之说。
至于冯先生的“井田”之“释”，虽然肯定孟子说“在当时制度上一定有相当的暗示”[14]，但并不瞭解其自古代公社所有制发展而来，远未达到1920年胡汉民、廖仲愷、朱执信、吕思勉与胡适论战的水平[15]，更遑论在先秦史的研究上有多大的意义。
最能代表冯先生“释古”水平的工作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史》。
冯著《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一明显的区别，就是孔、老先后的不同。胡著采用传统的看法，先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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