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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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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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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再写孔子，把他们都放到了春秋末期。而冯著却先孔后老，把《老子》当成战国时期的作品。为什么呢？冯先生说得很明白：
我认为，就整个形势看，孔丘是当时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私人立说的人，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所以应该是中国哲学史中第一个出现的人。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须证明老聃是晚出、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证据，对我有用。但如果单独看这些证据，也还是可以辩论的。有些证据好像两刃刀，可以两面割的。我认为像这样的问题，专靠哪一方面所举的理由都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必须把各方面的理由综合起来，搭成一个架子互相支援、才可以站得稳。我认为关于老聃晚出这个问题，是可以搭成这样一个架子的[16]。
为了“要说孔丘是第一，就必须证明老聃是晚出”，所以《老子》一书就成了战国时期的作品。这一观点，冯友兰先生从1929年至1990年11月逝世始终未变。但随着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的出土，特别是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楚简本《老子》的出土，事情基本上可以论定：冯友兰先生和胡适的《老子》时代之争，冯友兰先生错了。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上，基本采用了司马迁《孔子世家》的成说，认为孔子曾删《诗》、《书》，正《礼》、《乐》，赞《易》，作《春秋》[17]。而冯友兰1927年作《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认为“孔子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他认为孔子不曾修《春秋》，《春秋》“与孔子无干”，“似乎是孔子取‘春秋’等书之义而主张正名”。又认为《易传·彖》、《象》、《系辞》“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天“不过是一种宇宙力量，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义理之天’”，而“《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天，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一个‘主宰’之天”，所以否定孔子与《易传》有关，认定“孔子只以人事为重，此外皆不注意研究也”[18]。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四章《孔子及儒家之初起》中，冯先生又重申了这一看法。
冯先生不承认《孟子》、《史记》“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其实是不懂《春秋》有“不修《春秋》”和“已修《春秋》”之别。《左传》作者早已点出孔子修《春秋》的事实。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史记·晋世家》据此云：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周本纪》、《孔子世家》也有类似的话。互相比勘，足见孔子所“书”即今所传《春秋》，这是孔子修改鲁史的实例。《左传·成公十四年》又记载：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圣人”当指孔子。《公羊传·庄公七年》记载：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此 “君子”，也当指孔子。何休《公羊解诂》说：“不修《春秋》，谓史记也。”说明“雨星不及地尺而复”，乃是旧史的原文，是孔子修订为“星霣如雨”[19]。从《孟子》到《左传》、《公羊传》、《史记》，孔子修过《春秋》，乃是不争的事实。冯先生以“不修《春秋》”（《鲁春秋》）的存在来否定孔子修《春秋》（已修《春秋》），应属败笔。
孔子与《易传》有没有关系？今人已作过很多的讨论。冯先生的论证，包括张荫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以为是铁证如山[20]，其实都是推论。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余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于《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系辞》。第三篇是《衷》，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系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后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 关于“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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