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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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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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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下之新材料”的补充和印证，但基本上是可信的。而“信古”者却是“尽信古书”，对“古书”记载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不敢正视。“疑古”者是“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从“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对着干”的精神出发，认为古书的记载大多不可信，是后人的作伪。而冯友兰的“释古”虽然讲“折衷”，讲“合”，但他还是不敢基本承认“历史旧说”，只是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而已。换言之，“历史旧说”的大部分，是可以“抹煞”的。王国维也说“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但他指的是“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到冯友兰，对象则变成了整个的“历史旧说”。所以，如果要仔细区分的话，我们会发现，“信古”和“疑古”两说是问题的左右两极，“信古”说是右极，“疑古”说是左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以基本承认“历史旧说”为前提的，偏向右。冯友兰的“释古”说认为“历史旧说”“不可一概抹煞”，实质是偏向左，偏向“疑古”，这一结论和上文所指出的冯友兰“释古”实践的问题是一致的。
从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看，有“信古”，有“疑古”，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则可称为“证古”。冯友兰的“释古”[39]貌似中庸，但实质是倾向疑古的。所以我们不能视冯友兰为王国维一流，以“释古”为“证古”的理论发展。至于清华学派，问题就更复杂了。当年的清华研究院，陈寅恪虽不治上古史，但认同“历史旧说”的态度较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宓恐怕与陈寅恪不相上下。梁启超近于疑古。李济致力于考古，以重建上古史。赵元任基本无古史无涉。除梁启超的老子晚出论外，在对待“历史旧说”的问题上，冯友兰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谈不上学派问题。所以，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妥当的。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类的问题，不能将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从实践看，冯友兰的“释古”较胡适的“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排队的错误，主要是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从实质看，冯友兰的“释古”与王国维的“证古”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基本不同，王国维的“证古”是在基本肯定“历史旧说”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对“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冯友兰虽然承认“历史旧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但基本倾向还是疑古，所以，不能说冯友兰的“释古”是王国维“证古”说的发展，以冯友兰的“释古”作为清华学派治学的传统和特色，拔高了冯友兰的“释古”说的意义，是有欠妥当的。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
2. 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骾》62期，1935年5月。
3. 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序》，1936年12月4日《北京晨报·思辨》第64期。
4. 冯友兰：《冯序》，《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开明书店，1938。
5.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期，1942年2月。
6.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
7. 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原道》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8. 李学勤：《《谈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纪念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清华大学，1997。
9. 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10. 徐葆耕：《冯友兰与清华学派》，《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1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2. 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读书》1995年11期。
13.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1] 见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1935年5月14日《世界日报》；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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