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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冯友兰的“释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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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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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道理，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胡适作为近代疑古学派的导师，1920、1921年时就将疑古精神概括为：“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31]，“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32]，“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33]。对于这种唯疑古是从的学风，王国维并不苟同。1923年7月1日，王国维为商承祚撰《殷虚文字类编序》说：
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34]。
“屈旧以就新”当指“疑古”说，“绌新以从旧”当指“信古”说。王国维认为这两者都不“能得古人之真”，“其言”都不“可信于后世”。1926年8、9月间复容庚书更明确指出：
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35]。
认为“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是同样的荒谬，可视为对胡适“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说的直接驳斥。
1925年9月王国维开始给清华研究院学生讲《古史新证》，其第一章《总论》更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古史观：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牒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6]。
这段话尽管也批评了“信古之过”，但锋芒所指，主要是“近世”的“疑古之过”。如文献所载“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疑古者认为是作伪，王国维则认为“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疑古者否定尧舜禹的存在，主张“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37]，而王国维则认为是“疑古之过”，“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叹息疑古者对“古史材料”过于武断。为祛“疑古”与“信古”之过，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二者互证。这样“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在《古史新证》第四章末尾，王国维又进一步补充说：“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38]这就是说，古书所载上古史事，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者，我们应该承认，不能妄疑；没有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的，也不能轻易抹杀。这种说法，不但与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胡适、顾颉刚有天壤之别，也是主张“释古”的冯友兰所不能言。为什么呢？区别就在于：王国维研究“地下之新材料”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历史旧说”，不是专用“地下之新材料”来打“纸上之材料”的屁股，而是“补正”，补充、修正、印证“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也就是说，他的“二重证据法”是以基本承认“历史旧说”为前提的，只不过认为“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还需“地下之新材料”的进一步补充、修正而已。当然“补正”是相互的，“地下之新材料”也离不开“纸上之材料”，没有“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无从得解。这种“互证”关系，也只能证明王国维对“历史旧说”的基本肯定。在王国维看来，“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虽然有一定的缺陷和问题，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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