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5]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苏州人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中也说到,“三吴风尚浮华,胥隶、倡优,戴貂衣绣,炫丽矜奇”,“更有贩竖妻孥,亦皆绸缎金珠,不肯布素”。[6]即便乡间亦受此风气影响,如康熙《常熟县志》称,当地“闺媛村媪迨不免焉,而冶容炫服间亦不少”[7]。可见,从明朝后期起,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已不能限制江南百姓的日常穿戴。妇女对时尚服饰的追求并不是富贵人家的专利,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苏州妇女按照自己的喜好,追逐流行时尚,随心所欲地穿着扮相。

    苏州妇女在服饰妆扮上的华丽和新奇,加上苏州地区工商业发达,使苏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时尚之都。当时人把流行的服饰与妆扮称为“时装”或“时妆”。明人袁宏道《荷花荡》云:“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8],描写苏州葑门外旅游胜地荷花荡游人画舫云集之景象。当时从苏州发展出来的新式服装有“百裥裙”:裙式用整幅缎子打折成百裥,因褶裥多而细,故名;有“月华裙”,即“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9],为一种浅色画裙,裙幅共十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轻描淡绘,色极淡雅,风动如月华,因此得名;有“水田衣”,亦称“百衲衣”,以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而成,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装织料色彩互相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这种水田衣在明末由民妇之服转成大家闺秀的服装样式,至崇祯年间尤为盛行。发髻有所谓“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种种新式;妇人梳头有“牡丹”、“钵盂”之名,鬓有“闹花”、“如意”之号。[10]这三种发髻都属高髻,以假发掺和衬垫梳理而成,其样式豪华,高高耸立达七寸余,犹如盛开的牡丹、荷花。脑后梳理成扁平的三层盘状,并以簪或钗相固定,髻后作燕尾状,钵盂头则形如覆盂。这些发髻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样式,后由苏州传播到其他地区。女性配饰凸显苏州手工艺的精巧,如“象生花”:“穷精极巧,与树头摘下者无异,纯用通草,每朵不过数文,可备月余之用”;又有“绒绢所制者,价常倍之”[9],但不如前者精美逼真。可见“象生花”是一种头饰,由通草或绒绢制成,特别是前者不但精美逼真,而且价格低廉,是普通苏州妇女最常使用的头饰。当时人把从苏州发展出来的流行服饰称为“苏意”或“苏样”,影响遍及全国。所以,明人于慎行形容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北京城时注意到:“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11]。甚至远在西北的泾阳,时人称:“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故奢丽相慕效”,“妇女结束若三吴”。[12]可见作为时尚之都的苏州对其他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影响所及,全国各地妇女纷纷效仿,特别是各地的富裕人家都以能穿地道的苏州服装为时尚。

    二、妇女服饰趋奢的原因探析

论及明中后期以来苏州妇女的服饰趋奢之因,约有以下数端:第一,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的繁荣。经过明初数十年休养生息,江南城市再度显现强大的生机。元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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