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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最严重的苏州,不但恢复了旧日的繁华,而且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王锜《寓圃杂记》描述了这一变化,明初,苏州“邑里潇然,生计鲜薄”;正统、天顺间(1436—1464)“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至成化年间(1465—1487),已经是“迥若异境”了;待至其所处之弘治年间(1488—1505),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13]此后直至清代前期,苏州经济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它既是一个八方交汇的商业城市,又是江南丝织业的重要基地,造就了一批富商大贾和数量日增的中产家庭,而相对贫困之家也可靠辛勤劳动维持温饱,甚至步入小康。这是奢侈成“风”的前提。消费能力提高后,人们势必要突破旧有生活的模式,消费行为更加大胆超前,高消费的生活理念开始在普通民众中流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盈,财富的累积者不甘再过淡泊清苦的生活,于是社会上逾越礼制的情况大量出现。凭借金钱恣意享受的闸门既经打开,便如激流奔涌,一发而不可遏制。”[14]193自此奢侈之风兴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妇女特别是城市中的女性,易于接收最新的时尚信息,购买最时髦的衣物饰品。不仅处于上层的富户闺秀和腰缠万贯的商人妻女,即使是平民妇女,甚至被人视为身份卑贱的倡优、婢女都竞相追逐时尚潮流。乡村妇女在消费方面是相对保守的群体,但地方志的记载也表明,她们受到城市妇女奢侈风气的影响亦群起效尤:“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15]由此可见,在明清苏州奢侈成风的社会背景下,各阶层妇女从传统女德的崇尚朴素、节俭中走出,参与到奢侈消费之中,在衣物方面的花费已超过生理的基本需要,追
求“时髦”。
第二,手工业生产技艺的日趋精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苏州能成为当时流行服饰的时尚中心,和其手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当地流行时装造成对服饰消费的大量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生产制造业,特别是成衣业与纺织业。”[16]140明清时期的苏州是国内丝织、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有“衣被天下”的盛誉。不仅从业人数众多,而且产量大、质量精,苏州手工艺品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名品。在此基础上,各地争相仿效苏州人的穿着打扮,以为时尚,如前引于慎行所云京城情形:“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11]京城尚且如此,他方可想而知,所谓“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衣饰方面最为明显:“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也?”[17]第三,传统礼教的渐趋败落。商品经济发展带来开放、创新的心态,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渐被抛弃,人们开始追逐利益,重视物质享受。再加上商人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政治地位,导致传统等级身份制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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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不再拘泥于各种礼制和伦理道德,逐渐突破身份礼教的束缚,出现了士大夫所称的“僭越”行为。过去妇女之所以不敢学上层阶级的穿着,一则是害怕违法,一则是心中有愧,自觉不合身份。但晚明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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