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能向听众谈谈个人的经历吗？
戴加平：可以。我出身于教师家庭，父母亲都是小学教师，我也是在校园里长大的，当时是在塘汇中心小学和塘汇中学。不过，初中毕业时正是文革时期，我就失学了，干过各种活，也吃过一些苦。高考恢复后，经过努力，我搭上了末班车，考进了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又谢绝了母校的挽留，自愿回到嘉兴，进了一中当历史教师。
主持人：您似乎很乐意当中学教师？为什么？
戴加平：这当然与我的经历有关。我说过，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是在校园内长大的。不过，更重要的因素是我遇到了不少真诚帮助我的老师，正是他们的帮助，我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人必须要懂得感恩，那么，我觉得从事教师工作，就是很好的感恩方式。
主持人：这段经历能说具体些吗？
戴加平：好的。失学后，我一直没有停止过看书。不过在高考恢复之初，我还是有些犹豫，毕竟，我只是文革期间的初中毕业生。但当时塘汇中学的不少老师都主动地鼓励我、帮助我，如给我提供各类资料，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甚至还允许我进入课堂听课。在这期间，我又经常到嘉兴一中找老师请教。当时，我根本不认识一中的任何老师，但面对我的请教，沈永欣、童修林等老师总是很真诚，很耐心。正是老师们的这种真诚与耐心，帮助我克服了自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跨进了大学之门。当然，在浙江师大作为八一届年龄最大的学生，我在学习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同样得到了老师们的真诚帮助。限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说啦。不过，我真心地永远感谢曾帮助过我的每一位老师，而最好的感谢方式，我觉得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主持人：我也被这些老师感动了。这就是您自愿进入嘉兴一中的主要原因？
戴加平：是的。实际上，在大三的暑假里，我曾对嘉兴市高中教师队伍的状况作过一次专题调查，并形成了调查报告，所以我对嘉兴市高中教师的工作与生活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当时，教师的待遇还是相当低的，但我还是自愿回来了。我相信教育是一项有价值、而且一定是有前途的事业。我也相信，嘉兴一中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台，是能够让我有所作为的。
主持人：您在嘉兴一中工作了十二年，这段经历是什么感觉？
戴加平：我是幸运的，我感谢嘉兴一中，它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成长平台。当时的嘉兴一中，管理是相当宽松的，校领导也比较开明。更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个师德高尚，业务精堪的教师群体。不过，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数龚国佃先生。龚先生是我的师傅，他有着极为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极为成熟的授课艺术，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真诚而宽厚地待人。说来难以置信，他已年近七十，现在仍活跃在不少学校的课堂中，只要一走上讲坛，一走近学生，他就显得神采飞扬，让人忘记他的实际年龄，他永远是受学生欢迎的。我始终认定，龚先生是一个没有特级教师称号的真正的特级教师，是我心中的楷模。当时，他几乎是手把手地带我，从教学业务到为人处事，毫不保留，又极为耐心与宽宏，正是他的引领，我才较快地适应了历史教学工作。当然，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只是一点皮毛！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他太优秀！所以，我对一中，一直怀着感恩的心情，一直真诚地希望一中越办越好！
主持人：那您为什么离开了嘉兴一中？
戴加平：这是个一言难尽的话题。我曾发誓永远当一名历史教师，但最终我还是离开了一线。其主要原因是，我对应试教学模式有自己的想法，本应承担文明传承使命、培养国民素养的历史课变成了高考的敲门砖。坦率地说，当时在这方面是愈演愈烈，嘉兴一中也未能免俗。对此，我虽然已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我无法改变世界。尽管我可以改变自己的课堂，不过，我常有势单力薄的感觉。如果当教研员，就有可能集合起一批同志，共同为改变我们的历史课堂而努力。这实际上也是这么多年来我始终致力于师训工作的主要原因。稍感欣慰的是，嘉兴现在已经有了这么一群历史教师，他们正在为实现历史学科的使命而努力！
主持人：成为名师后，下一个努力目标是什么？
戴加平：作为工作目标，是很清晰的，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即将提上议事日程，它需要教师从教育观念、学科专业知识与教育技术等方面作出全方位的努力，需要促成教师的专业成长。因此，我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师训，我希望对现行的培训教师的范式进行反思与完善，希望通过努力，嘉兴市有更多的高中历史教师能更快地成为学者型优秀教师。作为个人目标，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特级教师，这是在大三时立下的奋斗目标，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当然，“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是优秀学者所应具有的品行，我愿以此砥励自己，努力追求实际水平。所以，我更希望自己能逐步地具备特级教师那样的学术水准和人格魅力。
主持人：实际上，戴老师还是一位很出色的父亲，在家庭教育方面有不少独特的见解与经验，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再请他来聊聊这一话题。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戴老师。
戴加平：谢谢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