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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南昌起义选择国民党旗帜的评价问题。这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也是南昌起义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1．充分肯定说。持此论者认为，南昌起义打出国民党旗帜是“我党坚持统一战线的反映，表明了共党人坚持孙中山的革命旗帜的坚定决心，是我党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努力。”［5］也有学者指出，这是革命策略的需要，其依据是：（l）这是由于我党对蒋汪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性质及其革命力量的估计失误而采取的措施。（2）这是为争取“左派”张发奎作为起义领袖，发动回粤运动。（3）这是为了团结起义部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和争取国民党内的真正左派。（4）这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策略决定的。［6］

　　2.具体分析说。此说认为，对选择国民旗帜“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要对其作具体的历史分析。”［7］首先，这一做法适应了过度性的历史特点。这面旗帜的使用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共产党人创造革命政权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其认识水平也不可能超越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其次，从战略和全局上看，这面旗帜的确没有起到积极的号召作用，但从策略和局部上看，却能起到暂时的缓冲作用，争取某些有利条件，化被动为主动。正是由于打出国民党正统的旗帜，争取了第二方面军下层官兵的同情和支持，为我党独立领导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中央这一决策既有正确的一面，又“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和错误”。其正确性在于，它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划清了界限，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其错误则是对武汉政府反共后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而且中共中央不放弃国民党旗帜，也是错误地沿用了大革命时期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经验。［8］

　　（三）对起义军南征决策的评价问题。对此，学术界主要有四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南下广东是错误的，其根据是：1.南下使敌强我弱，对比悬殊；2．南下广东千里迢迢，路途遥远，给敌人造成许多围追堵截的机会；3．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在17年后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把“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看作起义的错误。［9］第二种意见认为起义军南下徐图发展是正确的，因为起义胜利后，蒋介石和汪精卫都在调兵遣将妄图把新生的革命政权与武装起义扼杀在摇篮里。起义军主动撤离南昌，这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意识上都是十分正确的，起义军之所以在撤离南昌后不与江西、两湖的农民运动相汇合就近发展而远途转战南下，也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1．从敌军分布态势看，东西北三方均有敌重兵把守，南方相对薄弱；2.从湘鄂闽赣粤的农运形势看，两湖农运遭敌严重破坏，江西农运工作又不受中央重视，只有广东优于他省；3．南昌起义后转兵广东是中央的既定方针。［10］第三种意见认为南昌起义军南下从战略大方向上讲是明智的选择，但南下不该远至广东，而应以闽西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理由是：大革命失败后，战略上敌强我弱是一种基本的态势，因此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要生产和发展，就应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中共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地理条件优越、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据当时的形势，起义军向南选择闽西作为根据地落点最为有利，闽西当时得天独厚，具备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客观条件。［11］第四种意见对近年来学术界把南昌起义军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归之于南下广东的决策提出质疑，认为南下决策不是导致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其真正原因是南下途中的领导错误造成的：1．政治上：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因而未能争取到广大农民对起义军的支持；2．军事上：首先是南下前的准备不足，起义后不到两天就主动撤离南昌，根本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其次在三河坝和潮汕两次分兵，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3．组织上：南征由于准备仓促，没来得及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系统，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然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12］

　　（四）南昌起义的结局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由于缺乏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革命的经验，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策略，企图回广州后重整旗鼓，再次北伐”，在进入广东后又有两次分兵的错误，最后在强大敌人围攻下，遭到失败。”［13］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南昌起义失败的只是起义军主力，而从整体上讲并未失败，它探索了中国革命和创建人民军队的道路，是成功的。［14］也有学者强调，尽管南昌起义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且起义军主力遭到了失败，但它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最早的探索，不仅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也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始。它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在其发展方向上有某种一致性。可见，“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15］

　　二、红军长征问题

　　（一）关于”长征”一词的提法。袁征认为，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时并未使用“长征”一词，当时的说法是“转移”、“突围”、“西征”。据考证，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最早使用“长征”一词，此后在中央的文件中才时有“长征”的提法。同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团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北上抗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了中国西北地区。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沿用了“长征”这一提法。这样，“长征”的提法便进一步流传开来。［16］

　　（二）关于长征的根本原因。过去许多教科书，包括 1993年由国家教委组编的《中国革命史》都把长征的原因归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直接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红军才被迫长征。近来，有学者指出，这只是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则是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1．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在全国确立，蒋家王朝“大一统”局面出现，使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消失，红军只有转移方能生存下去。2．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逐步深入人心，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危及蒋介石统治之势。故蒋必欲花大力气消灭之。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红军必须转移。3.“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不得不相应调整政策，实施转移。长征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而国民党当局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内战政策的现实矛盾中，被迫实施的“一个国家的迁移”。［17］

　　（三）关于长征性质的提法。过去人们一直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仓促退出苏区的这行动，称之为“战略大转移”，“近来有学者强调称之为“大转移”更为准确。其理由是：1．所谓“战略转移，是指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而实施的大转移，而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并未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仍坚持去湘鄂西的既定方针，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然后转入反攻，粉碎敌人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2．战略转移必须是主动的、适时的、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是有准备的行动，而当时中央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退出苏区时是被迫的、准备不充分的仓促行动，是不得已所为，故不能称之为战略转移。［19］

注释：
［1］陈学明、唐志全、梁茜《论南昌起义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的贡献》，《南昌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15］朱慈华《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
［3］林雄辉《“土地革命”口号始于南昌起义说不能成立》，《争鸣》1989年第 6期。
［4］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5］刘松茂《南昌起义与统一战线》，《江汉论坛》1988年第6期。
［6］胡松《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何打出不同的旗帜？》《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7］罗检有《评价南昌起义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争鸣》1987年第4期。
［8］金再及、王俊杰《大革命失败后党对革命旗帜的选择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3期。
［9］郑传云《南昌起义军南下行动评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10］巩健芳《南昌起义再探》，《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11］王铁军《南昌起义军应选择闽西作为战略发展方向》，《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12］刘松茂《重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策》，《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3］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14］徐修宜《八一南昌起义并非遭到失败》，《高校社科情报》1993年第2期。
［16］袁征《也论长征的决策》，《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17］［19］熊晓燕《长征研究中需要再认识的两个问题》，《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 2期。
［18］参阅孙武霞主编《中国革命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 212页；杨先材、罗正楷等编《中日革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 317～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