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课程目标的建构
课程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给课程下定义?这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不过,美国课程学之父博比特,他在1918年撰写的首部《课程论》中提出:科学的时代要求制订精确具体的课程目标。他在1924年出版的《怎样编制课程》一书中,曾具体列举了几个学科领域中的800个课程目标,被认为是第一个把课程界定为目标的人。此后还有其他学者曾把课程的本质界定为目标。香港20世纪80年代曾搞过目标为本的课程改革实验。我国大陆也大面积搞过目标教学改革实验。
在吸取各学派和各学科教改实验的基础上,在我国新的历史形势下制订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规定:“教科书书编写者可不必囿于《标准》所建构的内容体系,可以对内容标准进行重新建构”;在体现课程目标的基础上,“教科书可以适当增一些内容标准之外的知识”。新制订的历史课程标准,共有“前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实施建议”四个大的构成部分,其中课程目标部分是整个课程文件的核心。
教育事业是按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一代新人的事业,课程教学要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历史人才,不是个人的随意行为。课程标准体现时代要求的关键部分在于课程目标。没有课程目标指导的行为是盲目的行为,难有成就;课程目标不清晰的行为,是徘徊的行为,必然成就低下。如果说,我国以前的课程文件有不尽科学之处,课程教材的建设没有完全摆脱经验主义,课程实施没有取得很理想的教学效果,过分的强调单纯知识传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明晰的课程目标。因此,今天课程教材的编写和实施一定要作到课程与教学目标化。所谓目标化,就是课程文件的制订不仅要有科学的课程目标规定,而且教材要按目标编写,教师要按目标施教,习题要按目标设计,考试要按目标命题,评价要以目标为标准,一切要以课程目标为准绳。当然这里所说的目标必须是科学完备的,它必须把灵活性和规定性、统一性和特殊性、社会性和个体性辩证的结合起来,而不能是片面的,含糊不清的。
在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所制订每个课程文件,都强调了课程目标的核心作用,都把课程目标置于课程文件的首要地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是这轮课程改革的纲领性课程文件,该文件第一部分为“课程改革的目标”,共有二条:第一条为培养目标,提出了新时代人才的规格要求;第二条为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提出了课程改革的6项具体任务。
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各学校既可开设综合型的社会课,也可选择分科设置的历史学科。因此在《纲要》指导下国家教育部共制订了3个社会历史课程标准,各标准也都重新构建了新的课程目标。不过对比这3个课程文件,三个层面课程目标的具体内容,却有差异。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具体规定为:“一、知识与能力;二、过程与方法;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实验稿)》规定为:“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二、技能、能力;三、知识”;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二)(实验稿)》规定为:“一、知识与技能;二、过程与方法;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当然,这三个课程文件在三个层面的具体内容,差异则更大些,这不必细说。
不同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详细内容上,有区别差异,这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不能绝对统一。不过就社会历史学科的三个课程文件来说,所存在的这种差异,从课程论和教育心理学角度来看,却是科学性的问题。一是有的标准混淆了技能与能力两个内涵根本不同的概念;二是有的标准把方法和方法论的目标遗漏;三是都把不是目标的过程当作目标;四是三个层面课程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没弄清,先后顺序矛盾。为了构建历史学科的科学完备的课程目标体系,我们有必要弄清这些基本问题。下面略加阐述:
①关于过程与目标的辩证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制订新的课程文件,要强调过程的重要性,一定要改革以前课程教学只重结论轻视过程的弊病,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过程与目标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不能把过程纳入课程目标,更不能以过程代替方法。这在前面已作了阐述。
②关于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辩证关系问题
中外学者们和各种有关辞书,对于知识、技能和能力三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区别及其内在联系,阐释基本是一致的。技能是指对知识和动作掌握的熟练程度,技能的学习可分为模仿、学会、熟练不同发展阶段,达到自动化的高级技能称为技巧。按性质来分,技能分为隐形的智力技能和显形的动作技能。能力是指个人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的个性心理特征,能力可分为能够以成就测量的外显能力和尚未表现出来的心智潜能。知识,技能和能力虽然密切相关,但概括的程度不同。知识是对经验的概括,技能是对动作方式的概括,能力是对调节认识活动的心理过程的概括,是较高层次的概括。[2](p.300)当然,它们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能力是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前提,知识和技能是形成能力的基础。三者密切相关,但不是相同层面的内容,我们不应当把它们混为一谈。知识、技能和能力不是一个层面的内容,即使把这些概念纳入课程目标时,其内涵和关系也不会改变。
③关于方法和方法论目标的补遗问题
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有力武器。我们经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能解决一时的饥饿,而教给人以打鱼的方法则终身受益。方法和方法论多种多种,历史学科也有自己特殊的认识方法和方法论。近十几年来,我国广大历史教学工作者,发表了大量论著都强调要教给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要把方法论作为课程教学的目标。关于这种目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这个总的课程改革指导文件有明文规定:要使学生掌握适应终身学习的“基本方法”。制订社会历史课程标准也须体现《纲要》的这一规定。但是有的社会历史课程标准却没有在课程目标中纳入方法和方法论的内容,这是一个缺漏。我们认为,方法和方法论属于课程目标体系的第二个层面的目标。
④关于环境意识目标的补遗问题
作为指导幼儿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的《纲要》,在培养目标中明确规定:要使学生具有初步的“环境意识”。环境意识是21世纪人的基本素质之一。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的日益恶化,世界各国无一不重视和加强环境教育。联合国教科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共同制订了国际环境教育规划准则,我国教育部也就环境教育问题多次发布文件,提出要求。历史学科是进行环境教育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其内容和环境意识培养密切相关。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历史学科对学生进行社会道德环节的教育是可行,而进行自然生态环境的教育则是节外生枝,风马羊不相及。其实不然,历史学科的内容对环境意识的培养极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在历史课程目标的第三个层面中,规定培养环境意识的目标。
⑤关于三层面目标的辩证关系问题
前面指出,社会历史学科的三个课程标准,有的把知识作为第一层面的目标,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第三层面的目标;有的则相反,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作为第一层面的目标,而把知识作为第三层面的目标。表面看来,这只不过是先后排序的不同,其实这个问题关系到更深层的理论问题和教学实践问题,关系到如何看待各层面课程目标的本质特点和相互关系,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课程教学的利弊问题。
《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一书在“教学目标的新三级层次”一节中指出:“传统的教育目标三级层次为:1.知识;2.实用技术;3.态度和技能”;“新的三级层次为:1.态度和技能;2.实用技术;3.知识”。[3](p.27)从这种先后的排列看出,当今世界对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视。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把知识置于最后,这种理论观点,既不符合我国课程教学的国情,也与三层面课程目标的性质不符。我国《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这一教育文件指出:“要继续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并关注情感、态度的培养。”这句话,既评价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的利弊,又说明了不同层面课程目标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以前重视“双基”是对的,但是强调的过分了,所以改革是需要的,但改革要掌握合理的度。今天我国课程教学改革一定要关注以前被忽略的情感态度的目标要求,但这项目标是以“双基”为基础的。
教育目标分类学学者B·S·布卢姆说过:“知识往往是课程中最基本的教育目标,有时甚至是课程中唯一的教育目标。在几乎所有教程中,知识都是一个重要的或基本的目标。”“进行知识教学的另一个理由是,知识教学常常被看作是所有其他教学宗旨或目标的基础。问题解决或思维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必须以一些‘现实’的知识为基础。”[4](p29)“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目标,这是需要引起足够注意的。”[4](p.31)
知识和技能均属于同一个层面的目标,即第一层面的目标,它是掌握方法和获得能力的基础和前提。而方法和能力均属于同一个层面的目标,即第二层面的目标,它概括的程度较知识和技能更高级一些。这是因为,知识是对经验的概括,技能是对心智和动作的活动方式的概括;方法和方法论则是对规律性知识的概括,能力是对个性心理特征的概括,后者较前二者都是更高层次的概括。方法和方法论有多种,一种是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的方法和方法论,另一种是在某些学科运用的特殊学科的方法和方法论。但不论哪一种方法和方法论都比一般的经验知识概括的层次都要高。因此,方法和能力的目标均属于第二层面的目标。各层面课程目标的逻辑关系不能巅倒,第一层面的目标是基础和前提;第二层面的目标是工具和武器;第三层面的目标是内驱动力和政治立场。正因为各层面目标是可以分割的,所以会出现片面强调第一层面目标的“应试教育”。
第三层面的目标是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其实质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是最高层面的目标。如果说第一层面目标是下肢,第二层面目标是驱干,第三层面目标则是灵魂。第三层面目标的特点是具有政治性、无限性、开放性和综合性。同时,高层次目标一旦达成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能长期保持。但是最高层次目标又有一定变异性,前期达到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也会走向他的反面,成为后期目标的“敌人”。一个学生初中喜欢历史,到高中可能厌烦历史而喜欢其他学科。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少年,曾把我国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当作“四旧”彻底打乱,今天他们又形成珍视我国优秀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的正确观点。第三层面的目标不仅有变异性,是获得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能力的动力,同时政治色彩也浓厚,它决定了前两个层次课程目标的性质。一个人能够制造原子弹和化学武器,不能说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但是其政治立场是反动的,他制造这种武器的目的是用来屠杀人民,对外进行扩张侵略。
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既是可分割的,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在教学实践中,很难把它们割裂开来。在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当中,总是包含着一定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不过,从课程教学发展史来看,也的确出现过偏差。从世界范围来讲,在历史曾有过片面强调知识和技能而进行恶性训练的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的课程改革也曾出现过唯能力主义的偏差;今天各国都非常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这也与总结上世纪各国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有关。我国课程改革《纲要》规定:要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特别强调形成学生正确的价值和主动的学习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