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o N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 在中国,文史哲与数理化分别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理基础学科。如果以人文与科学的分野而言,前者自然属于人文范畴,后者当然算是科学领域。历史学虽然被视为人文学科,但在实际上它与文学及哲学有很大的区别。历史学是有多少材料做多少研究,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这与理科的计算或实验的方法十分相近。历史不能夸张想象,一夸张想象便是小说演义,入了文学的范围,即使传记文学也不能算是历史。历史研究也不宜过分形而上,以作出历史哲学的思考为己任,那样做是哲学而不是历史。不但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即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可看作是哲学著作,只不过是把历史拿来作哲学思维的工具罢了。
往前进一步是哲学,往后退一步是演义(即文学),历史正在不偏不倚之中,是真正的中庸之道。这个道就是前面所说是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应该是历史编纂学,以史料为依据,复原历史的面貌。这种思想发展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以史料代替史学,即傅斯年所谓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虽然史料不能等于史学,但如果没有史料也就没有史学。哲学则无此限,凌空蹈虚,一空依傍,都是可能的。文学虽有源于生活的说法,但文学作品并不就是生活的翻版。驰骋于天空海阔之中,演化为神奇玄妙之事,与现实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都可以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历史学家不能看“戏说”的影视节目,总以为这不是历史。也难以理解历史哲学的结论,何以东方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几千年来,不是发展出一个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吗? 历史的作用也与文学和哲学不同。文学动人以情,或令人愉悦给人美感导人向上,或使人婉叹激人愤怒给人勇气。哲学则晓人以理,或唯物或唯心,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哲学,深邃宽广,启人心扉,发人深思,给人以形而上的智慧。历史可以说毫无表面上的功用,简单的比附或影射,并非历史的责任所在,那样的功用太过浅薄。资治当然是一方面,但对于一般人而言,这个作用发挥不了。历史是无用之用,令人聪明,发人深省,但又不以学术冥思而是以事实为其基础,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比较起来,历史有点像纯数学,只要求解出难题,一时并没有明显直接的用处。 历史学的特殊性主要是由其性质与研究方法决定的。对于历史学的性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历史相对主义。这种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其研究结论是相对的,甚至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信仰。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在一开头,就要求读者具备某种信念,才能来读该书,则视历史为信仰了。第二种,视历史部分是科学,而其余部分归于文学与哲学。李·本森(Lee Benson)就以为,历史可以作为文学或消遣,作为自我认识,也可作为哲学,作为科学;第三种视历史与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Moton White将历史研究分为:发现历史事实,与作出历史解释两方面。他认为发现事实不应该受到历史学家本人的个性或世界观的影响,作出解释则可能受到不同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左右。发现事实的过程则与自然科学毫无二致。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大发展的时候,历史学曾被当成是自然科学来看待,而且不以人为研究中心而以物化了的制度为研究对象。 在中国也有与此相似的现象,但发生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设社会科学研究所,分为法制、民族、经济、社会四组,不久又以历史语言研究的重要,设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学偏于理科或者说偏于科学,语音实验与物理学相关,也与生理学有联系,音韵、词汇、语法研究都有利用科学方法的地方。但历史学历来被当成是人文科学重镇,何以两种不同学问放在同一个研究所里?这说明当时人对历史学的态度与过去大不相同,不是简单地以文献材料来实现编纂历史为重任,而是要寻找新材料以验证旧有的传世的文献是否可靠,以新的科学手段获得的材料来建设新的历史学。于是一时间考古学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近似自然科学性质的新学科。其次是不但将历史学设定于复原历史原貌的位置,甚而将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二重证据法成为学者们判断历史研究是否正确的准绳,书斋变成了实验室,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有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而所有这些材料指的都是实物而不是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变成历史学前进的动力,纯粹文献考证被看成是冬烘行为。可见当时不将历史学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作等量齐观,而是当它是一门近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了。
当然许多历史学家不认为历史学是发现事实的学问,他们在谈到历史学时,都是以作出解释作为判断其性质的标准,例如按照历史浪漫主义代表克罗齐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胡适也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即使是在史料即史学思路占统治地位的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里,也有人是以解释历史为己任的。时任该所第一组组长的陈寅恪,一直受到许多人的误解,以为他是擅长于历史考证,以复原历史面貌见长,其实不然。他往往是心中先存一个预设,然后调动历史材料来为证明这个预设服务。例如为了说明“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这个道理,他力图证明唐初还有“关陇集团”的存在。但后来经过几位学者的缜密考证,认定唐初已经不存在所谓“关陇集团”,因此与之相关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尽管如此,解释历史的任务一直是许多学者追求的目标。还有的学者进而认为不寻找原因就不要研究历史,甚至认为不研究规律与原因,就是假历史。但是也有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历史虽然是有规律性的,但是目前探索这种规律性的时机还不成熟,历史学家现在所要做的是研究具体问题,弄清基本事实。 有的中国学者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认识问题,不但对于历史,而且认为,对于所有学问,其首要目的都是究明事实真相。章太炎曾说:“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就是这个意思。近人竺可桢也说过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学术研究应该首先作求真的工作,而不先问其有用与否。虽然研究应该有为现实服务的必要,但如果只单纯强调致用的目的,而忽视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其结果必然使学术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而流为对症下药的技术性的小道。十五世纪以来中国科学的发展落后于欧洲,未始不是过份追求实用目的的结果。这点在当代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所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其吸引人之处显然不是其实用价值,而是藉此显示了人类高度的智慧。推而广之,一切学术研究也都应该既注重实用目的,也关心该研究对学科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在历史学方面也可以只问事实,而不考虑理论或模式,这样的历史学就与其他科学相去不远,因此有人甚至说,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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